慈善溯源

2006-04-25   | 潘煊
1966年的台灣,是個經濟正要起飛的年代。

曾經在台灣投注大量關懷的國際慈善組織,完成階段性任務後,陸續將資源轉向世界其他更需要的地方。在本土慈善組織尚未茁壯、青黃不接的時刻,台灣仍有一百三十萬人口,處於政府的貧窮線下,需要援助。

時年二十九歲的證嚴上人,在台灣貧窮的「後山」花蓮,克難地將「慈濟」組織起來。慈濟,是當時少見的本土慈善組織,意味著台灣這塊土地,有了舉起自己的力量…

慈善行履四十年來,人性善的良能不斷被啟發,從家庭主婦日存五毛錢的胼手胝足,到各行各業共襄善舉;從一念悲心始的濟貧模式,發展出組織嚴實的社區動員;從提供身體的溫飽救治,擴及關照心靈的匱乏與不安。

溯源來時路,正是見證台灣豐沛、善美的慈善生命力。


親自投入訪視第一線

站在吳阿通家門前,證嚴上人望著傾斜嚴重的簷頂,彎身進屋。

這個低矮得幾乎要用爬行才能入內的屋子,一貧如洗;吳阿通雙眼失明,妻子徐秋妹精神失常。一個眼盲,一個心茫,三歲以及五歲的兩個孩子,長年營養不良而疾病纏身。上人前來訪視,看到孩子形銷骨立,上前輕輕牽起孩子的手,一握,心中大震—第一次摸到那樣骨瘦如柴的手,皮肉鬆衰,手腳彷彿就要脫落。上人暗暗大吃一驚。

「三餐都吃什麼?」上人問這家人。

吳阿通指了指,「在那裏。」黑漆漆的屋裏無燈無燭,藉著窗口透進的一線微光,上人才看清角落三塊石頭架起的爐灶上,放著半片破鍋。掀開鍋蓋一看,裏面是枯枯黑黑的番薯藤,「你們就吃這個?」

「是啊!」吳阿通回答。

失明的吳阿通無法謀生,靠著鄰人雇為長工,每月工資三百元維持著一家生活;徐秋妹經常必須撿拾番薯及番薯葉,四人才足以果腹。枯黑的番薯藤,枯黑的人生,上人默默酸鼻、意志堅實:「濟貧工作一定要繼續,讓苦難人有米煮、有菜吃。」

這是1967年的一樁個案。一年前佛教克難慈濟功德會創立,上人親身訪貧,走入一處又一處的破落門戶,彎身的姿勢,是一切悲心最初始的姿勢。

吳阿通的個案,只是無數時空拼圖中的一塊,顯影了社會中的赤貧、赤貧中的慈善。數十年後,上人回顧慈濟最起始的志業:「因為做慈善,讓我眼界大開。若不是親自與苦難人接觸,我無從知道這樣的世間疾苦。」

出身優渥門庭,而成一介寒衲,上人自述出家心境:「因為我覺得人生如舞台,而每個人都在舞台上扮演一個至多個的角色,我想超越舞台來看人生。」

看到苦難的人生,慈濟功德會創立;慈濟功德會創立,看到更多苦難的人生,蝸居在社會底層。這樣的人生,上人不只「看」,更要「扭轉」,於是從東台灣的貧困底層起步,走菩薩道路,開始凝聚扭轉的能量。


打開第一道門

成立慈濟,緣於一個心願—將「佛法生活化」。把佛法拉回人間,讓人在生活中力行慈悲喜捨,解決心靈和世界的苦難。— 證嚴上人

1966年,上人出家的第四年。一天,來了三位天主教修女。

她們來向上人傳福音,談到彼此的教主、教旨、教義;天主的博愛與佛陀的慈悲,坦然相遇。修女臨離去前,提出了一個問題:「佛陀的慈悲普及一切生命,確實很偉大。而天主的博愛雖只為人類,但我們在社會上辦養老院、醫院、學校,即使遠在深山、海邊、離島,也有教士、修女去救助貧困人群,提供麵粉、衣物。而佛教有嗎?」

佛教有嗎?大哉一問,重重觸動上人的省思——如何才能把佛教無形的精神能量,化成有形的行動力量?

上人如此回憶他當年的心路歷程:「二十世紀時代變遷很大,經歷了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台灣戰後十多年,人民生活辛苦、思想保守。1960年後,台灣社會漸漸穩定,人心對宗教的需求逐漸增加。然,當時的佛教,大小乘都偏向於精神層次的提升。比如日本研究《法華經》很用心,但是再怎麼研究都是在學問上、精神面打轉;而東南亞泰國、緬甸、越南一帶的修行人,總著重於生活細節。這兩者對於人們現實的生活,有多少幫助?那時候我不斷在思考。」

上人所思考的台灣,是一個從殖民與戰火脫身後的虛疲島嶼。1945年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砲聲遠去,日本政權遠去,而來臨的是,社會的蕭條、人民的貧窮,以及從大陸播遷來台兩百萬軍民的人口壓力;一切百廢待舉。此時,美國的挹注如及時雨露,從1951年到1965年的十五年間,共提供台灣十五億美元的經濟援助。

當時台灣一千兩百萬總人口中,貧民佔了一百二十萬至一百三十萬人。政府經費絕大部分用在軍事國防與工業發展,以維持政經穩定;對災害救濟、貧民救濟等社會福利支出,僅佔年度總經費的百分之五到八。還在發酵期的社會福利,以軍人、公教與勞工的社會保險為主,德澤尚未普施於一般人民。

處身其間的上人,親歷時代的困頓步履,他思考的軸線不只近觀眼前社會,遠溯佛陀時代更給了他穿透性的眼界。

兩千多年前的印度是個不平等社會,佛陀雖生於富裕皇宮,可享奢華生活,卻能體會賤民苦難、洞見婆羅門教的階級歧視。出離家世、修行成道的佛陀,赤腳、托缽、說法,隨緣度眾,穿走在當時當地的人群裏。這是佛陀本懷的原始佛教。

然而,佛教經過兩千多年的演變,原始法教中慈悲為懷、力行實踐、濟世利他的精義已逐漸式微;代之而起的是自修自度、隱居山林、與世隔絕的叢林生活。

「此時,此地,此人」的關懷,到中國的清末民初已蕩然無存,社會知識輿論強烈質疑:佛教講的時間,從過去到現在到未來,推拓遙遠,但「此時」的問題沒有解決;佛教講的空間,有東方世界、西方世界、十方世界,但「此地」的社會問題沒有解決;佛教講的眾生,有佛、菩薩、聲聞、緣覺、天、人、阿修羅、地獄、餓鬼、畜生等十法界,但「此人」本身的問題沒有解決。

面對如此評議,正是當時的印順導師憂思中國佛教的痛處—佛,真的遠在遙不可及的天上嗎?《阿含經》:「諸佛皆出人間,終不在天上成佛也」一語,讓印順導師拈出「人間佛教」的思想內核;人間佛教的種子,開始播灑於當時的1940年代。

而在1960年代切切尋思佛教之用的上人,承接了這一線綿延的法脈內蘊。師父印順導師叮囑他的六個字「為佛教,為眾生」,讓上人貫通了整體視線:「佛陀從一己所處時空,深思人類的不平等現象,從而尋找人生真理,解救人們身心痛苦。這給我很大的啟示,使我覺得,佛教不單止於研究,也不是靠形態上的苦修,而是要把握生命的時間—亦即時代脈動;利用所處的空間—所生、所長的台灣。『台灣這個環境』以及『現在這個時代』應該連成一體,也就是說,台灣這整個空間就是我的道場,我應該把握此時此刻,去發揚、落實佛陀的精神。」

佛陀法教、印順導師思想,成為上人行動背後的歷史縱深;他觀察社會困苦,回應台灣時世,理出了第一步:「我認為,我應該從最貧窮的地方開始做起。所以,慈濟的第一道門,開的就是『善門』。」


親耳、親眼、親手、親腳

慈善是慈濟志業的根基;而慈善工作要達到「直接、重點、務實」,就必須借助訪視。進行訪視可說是福慧雙修—走入案家,看到人間疾苦進而伸援,就是造福;看盡人生形貌而有所悟,智慧即能提升。—證嚴上人

親到案家,深入訪視,這樣的場景,也出現於十六世紀的中國明朝、十九世紀上半葉的蘇格蘭小鎮、十九世紀下半葉的英國倫敦。

1860年倫敦的慈善組織會社(Charity Organization Society,簡稱C.O.S.)成立,這一個跨越基督教與天主教教派的團體認為,幫助窮人不應該只是施捨金錢,長期的目標更要藉由「科學的慈善」(Scientific Philanthropy)來恢復受助者的工作尊嚴,使他們能夠自給自足。

為此,慈善組織會社發展出一種「友善訪問者」(Friendly Visitor)的服務模式,透過友善訪問者探訪貧困者的方法,除了收集貧民人格與行為問題的成因、建立相關的診斷資料外,還要給予這些受助者所需的輔導和相關的協助。

親自帶領委員深入社會暗角、關懷貧病的上人,身處1960年代的「後山」花蓮,不可能有宏觀的「資訊」可供參考,但卻有宏觀的「心眼」煥發力道,這等敏睿,完全來自「親耳、親眼、親手、親腳」田野調查的經驗。

西方發展出來的社會學個案工作原則,對照於當年跟隨上人訪貧的那一群中高年齡的家庭主婦,這群老委員,正如曾經被賦予的形容:「台灣歷史上最有創意、最有遠見、平均年齡最高、平均學歷最低的社會工作者。」

這樣的形容,來自於她們的行動。而行動,是高度喚醒內在的讀經。


透視貧、病、殘的根本需求

慈濟人稱貧戶為「感恩戶」,並非要對方感恩慈濟的幫助;而是慈濟人感恩對方示現貧、病、殘,使人警惕世間無常,從而知足惜福。付出的同時要「感恩」,才能真誠地去疼惜苦難人。— 證嚴上人

經典入心,是思想的鋼骨結構,穩持一股行菩薩道的力量,這是上人為慈濟人的「內修」架梁。而「外行」慈善的志業結構,在行動中步步架設,每一次經驗都成為下一次經驗的基底骨梁。從第一個個案開始,守護眾生的機制,一層一層應運而生。

林曾老太太,就是1966年慈濟功德會創立後,第一個長期濟助對象。

這位孤寡貧病的八十五歲老婆婆,蝸居在三個榻榻米大的破屋中。早年,曾經收養一個兒子,不料養子早逝;之後,又收養一個孫女,以為晚年有依,無奈孫女離家流浪,不知所終。老婆婆從此孑然一身,年老力衰加上患有哮喘,讓她經常飢寒交迫。

獲知老婆婆際遇,慈濟按月濟助白米一斗、現金三百,並請人為她燒飯、照料起居,直到1970年老婆婆往生。

收養兒子、收養孫女,皆寄望落空,生命最後的四年,是溫暖的人心,「收養」了這位無依的老婆婆。

患有青光眼的婦人盧丹桂,是慈濟的第二個個案。她有四個孩子,先生是撿字工人,收入微薄,原本靠她賣菜貼補家用,但自從失明後,既無法工作,也不能理家。

上人前往訪視。一進門,看見盧丹桂坐在床沿,床鋪凌亂,棉被裏的棉絮被孩子們灑落一地,兩隻老鼠正在床上跑來跑去。看著盧丹桂雙目空茫,一家六口的命運彷彿都已失明,上人決定再難也要為盧丹桂治療,找回這個家庭的眼睛。遂送她到醫院開刀,負擔了五千多元的費用。

不料,後來盧丹桂因用三顆高麗菜煮粥,被先生責罵,竟自殺了。這件事,讓上人對濟貧有了更綿密的眼光—他深深有感,即使受助戶境況好轉停止補助,仍需保持關懷、後續輔導。盧丹桂的往生,催生了慈濟的「個案複查」制度。

制度來自於守護,守護悲涼命運、風雨人生。比如在木瓜溪的溪床上。用蘆葦桿編成的破爛草屋,伶仃獨立、八十一歲的孤苦老人李阿拋住在裏面,靠著每月一百元的政府救濟金過日子。

上人和慈濟委員進門探望時,失明的阿拋伯正蹲在屋角,佝僂著身子,用手摸找一把草束,準備在石頭小灶上升火煮食。灶裏是草,全屋是草,火舌跳躍,萬一星火飛燃,眼盲的老人如何求救?上人非常擔心。颱風將臨前,上人冒著豪雨再度造訪,決定為阿拋伯蓋一間屋子。

那是1967年,慈濟功德會雖然尚在草創的艱辛中,仍縮衣節食籌措六千多元用作建屋費用。當時服務於花蓮鐵路局南華站的站長張榮華,感動於這一分悲心,慨然捐出自家甘蔗園裏的十坪地,讓阿拋伯終於有了一間空心磚、水泥砌、鐵皮覆頂的新屋。

阿拋伯的新屋,空心磚裏滿是實心的善行。這是慈濟為貧戶援建屋舍的首例。


一切方法,立基在誠正信實

我期待每一位慈濟人,都要內修「誠正信實」,外行「慈悲喜捨」。慈善救濟的方式有長期濟助與急難救助;善款的運用則秉持「誠正信實」,且要一元當作兩元用、親手遍布施。—證嚴上人

如林曾老太太,如盧丹桂,如李阿拋,許許多多的苦難人,是社會底層幽幽疼疼的痛處;陰影中的命運,需要一個扶持的力量,扭轉向光。這樣單一的濟助個案,到了1969年,慈濟動員了第一次大規模的急難救助。

那年中秋節,強烈颱風艾爾西來襲,上人正在豐原為母親祝壽。從收音機裏得知台東卑南鄉魯凱族部落大南村(今東興村)發生空前大火,全村已成廢墟。上人憂心如焚,打算立刻啟程東返。母親告訴他:「颱風才剛過,你就是想走,車子也不知能不能通行?」他回答母親:「即使用走的,我也要趕回去。」

這場大火一夜之間,燒燬房屋一百四十八戶,死亡四十四人、輕重傷五十五人,七百多人無家可歸。上人一回到花蓮,立刻和慈濟委員趕赴台東。由於颱風剛過,多處交通受阻,鐵道橋基顫顫巍巍,從疏落的枕木下望,湍湍急水轟然奔流,大家咬緊牙關,趴著爬過一格格懸空枕木,過橋勘災慰問。

上人思量僥倖逃生的人,雖食宿已有著落,然而身無長物,尤其時節已過中秋,天候漸寒,最需禦寒之物。於是購買一百四十八件毛毯,每戶一件,並有救濟金與衣服。

溫慰苦難的毛毯,進入了時間底層

1995年,在慈濟全台委會員聯誼會上,上人見到了沈為信先生。他手中捧著一條毛毯:「這條毯子我要送回來還給師父。」

上人一時納悶,拿起仔細一看,原來就是二十六年前大南村火災時發送的救濟品。前塵往事湧上心頭,上人撫著毛毯:「當年那些毛毯,從我手中一一贈送給災民,厚厚實實的新毯子,體積龐大。經過二十幾年,洗滌再洗滌,已變成薄薄的一件毯子了。」

毯子薄了,歷史厚了。沈為信說:「很感恩慈濟,當年一家七個人全靠這條毯子活下去,陪我們度過二十幾個寒冬。」

其實在送回毛毯的前一年,沈為信曾從台東到花蓮,參觀了慈濟的建設後,捐了一萬元善款。他悄悄而來,悄悄離去,隨之生起一念,要把毛毯送回慈濟,「因為它是最珍貴的紀念品。」送回毛毯那天,沈為信又捐了一萬元:「孩子都大了,做得到就要做啊!」

善的回流穿越毛毯,毛毯記憶了當年的溫度,記憶了1969年慈濟第一次急難救助的思慮過程和決策心路。

1973年10月,強烈颱風娜拉的外圍環流,為東部帶來豪雨,引發嚴重水災。上人面臨慈濟創立七年來最大的艱鉅—災域廣泛、交通中斷,東部嚴重的災情傳不到正在慶祝國慶的西部;號召救災,十分困難。

卻在這克難時刻,賑災規模一舉建立。當時上人剴切呼籲,募得善款六十多萬元;如何嘉惠最需憫恤的災民,他的觀點正在運生制度:「這些錢,分分都是心血,許多人的精神勞瘁,才累積了這筆款項;如果我們用得不適當,不但失去了賑濟救災的意義,更對不起捐款人的善念。如何做到受施者得實惠、布施者得安樂,需要用心。」

根據台東提供的詳細災民資料,逐一過濾、深入複查,確定出六百七十一戶災後無法復原,於是,造冊列為濟助對象,隨即進行發放。至此,一套賑災的模式—「勘災、造冊、發放」,首度建立起來了。建立在風雨飄搖之後、構築在迅速動員的執行力裏,成為慈濟日後對應災變的根本程序,於急難時從容運作。

隨著經驗累積,慈濟建立的「長期濟助」、「急難濟助」、「房屋修繕」、「冬令發放」、「大型賑災」等五大基本模式,至今依舊是最主要的慈善工作型態。

慈濟這最初的十餘年,與西方學者將1965年到1974年視為台灣經濟發展的「黃金十年」,彷彿兩條隱形線,隱約相合,在時代巨輪的轉動中,同時綻現金色光澤。


結合醫療,讓慈善更徹底

貧民如乾涸土地上的小草,需汨汨水源才得存活;因此我以「掘井人」的精神建設慈濟醫院—集合眾人的力量挖井,直到掘出清泉、水源沒有枯竭的顧慮,病痛苦難的眾生就能長期得救了。— 證嚴上人

「四十年前我決定做慈濟時,就告訴自己:救世要從救心起,人心不救,世間難救。」上人指出心是根源。

救心下手處,慈善第一步。然而苦難愈救愈多,上人愈走愈遠。從1970年開始一年兩次的全台巡迴,上人經過六年的個案累積與探究,「我分析他們的家庭人口、生活背景、身體狀況等等。除去孤老無依、孤兒寡婦,其餘歸納原因,結論是『貧因病起,病由貧生』。」

特別是在經濟日漸起飛之際,卻有許多中年人士成為救濟對象。本該事業有成的年紀,也不是找不到工作,但卻因為意外或生病,讓家庭失去經濟支柱,甚至影響下一代的就學。既然是「因病而貧」,那就從醫療下手。上人興起一個大膽的念頭:「慈濟除了救濟之外,必定要建設醫院。慈善與醫療結合,從根本終結貧病相生的惡性循環,這才是徹底的救濟。」

對救濟有了更透一層的定義,1979年夏天,建設醫院的構想正式提出了。上人這個決定,加速了慈濟的脈搏,激揚著每一位跟隨者的神經。

慈濟委員奔走大街小巷勸募,挨家挨戶匯聚愛心。募款之外,還兼差當清潔工、到夜市攤販當洗碗工;甚至凌晨兩點掃街賺錢、四點到果菜市場批菜賣菜,接著再去勸募。從五元、十元、一百元地慢慢累積。

日本人士提出捐款兩億美金的時候,上人感謝但婉拒了;因為他認為,慈濟要蓋的這所醫院,是讓生活在台灣的人感到最貼切、最親近的,要達到這個理想,必然得匯聚很多人的愛心。上人決定以「福田一方邀天下善士」,相信只要台灣人願意,人人一分小小的力量集合在一起,必能凝鑄起一座醫院。

整地的時候,主婦帶著菜刀、柴刀、鋸子,壯丁開進推土機、挖土機、怪手。跟著紮起長衫、戴著斗笠的上人,彎腰整平土地,為一座醫院的成形奮進不息。

第一次動土的時候,上人看著眼前的土地,那麼平坦廣漠;眼前的眾人,那麼熱忱同心;東部對醫療的需求,那麼迫切;而實現理想的路,那麼重重困難。千斤沉重一肩擔,他噙含淚水,咬緊牙關。

義賣的時候,不論達官貴人,或者尋常百姓,有人捐出全部首飾,有人捐出所有嫁妝;民眾義買之後又再捐出義賣,甚至有人捐出畢生積畜,或是房契、地契。

上人講經的時候,隨著他的衲履足跡,引動了人流—委員不斷產生、志工快速激增、會員遍布全台。整個社會的廣大共鳴,上自富商巨賈,下至升斗小民,十方傳動,融流千萬善心,集體凝聚。

一座醫院創造無比光熱。這位自稱「憨膽」的上人,背後緊跟著一群「傻勁」的弟子,不僅改變花蓮的地平線與天際線,更刷新社會視線。一群中高年婦女構成的力量,可以蓋成一座現代化醫院,社會意義深邃。

慈濟委員在勸募遭受質疑、嘲諷、挫折時,因上人教導而得到身心淬煉;以及,人群潛藏的愛因委員奔走引動而釋放熱量,同時都在讓台灣這個島嶼經歷深層的挖掘。良善之泉,汩汩湧生,在傳統價值逐漸瓦解的社會情境中,其精神意義,已大層面地鋪展於硬體意義完成之前。

從1979年提出建院,到1986年醫院落成;台灣正經由十大建設而邁入現代化國家之林,興建機場、高速公路、鐵路、海港,扶植鋼鐵、石化與造船等基本工業,台灣經濟快速飛馳。1980年北迴鐵路通車,貫穿東西交通命脈,更為東部帶來了參訪慈濟的人潮,為全台帶去了慈善種子的擴散。慈濟的慈善理念和工作模式,正是在此時拓展於全台。繼屏東分會於1977年啟用,台北、台中分會也都陸續落成。


社區志工,伸出援手的最近距離

我們的社會需要「復古」—恢復傳統社區的溫情。談「情」,不一定是血緣之情,而是清淨的「覺有情」;若能在社區裏提倡敦親睦鄰,讓周遭孤苦無依的人得到細心的照顧、在急難來臨時相互幫助,社會就會處處充滿溫暖。— 證嚴上人


慈濟建院,觸動了台灣社會無數善心;1986年慈院落成啟業,慈善工作由「治標」深入「治本」,實質的濟世行跡,更獲大眾肯定。

以會員人數觀之,1987年初總數突破十萬人,到了年底激增至二十萬人。意即,第一個十萬人以十二年時間才邀集,第二個十萬人,只用了一年光陰。1990年底突破一百萬人,四年間會員人次增加十倍。跨入1990年代的慈濟,會員每月以十萬人的速度成長,由兩百萬而三百萬更臻四百萬,成為台灣最大的民間團體。

慈濟蓬勃發展的原因之一,與台灣自1980年代末期以來,經濟高度發達有相當關連。慈濟引燃了人心隱藏的感恩與回報。上人瘦弱身軀、宏大悲願所流佈的強大心靈感染力,社會變遷、道德模糊所導致人心深層的需求,台灣在傳統社區消失、都市化快速的時刻,慈濟所延續的道德傳統、創建的嶄新價值,接合了心靈斷層,成為人們精神的歸趨。

十大建設,帶領台灣經濟發展、社會轉型,迸發熱力。那真是一個值得感恩的年代,台灣的經濟工業,發展為「科技導向」的資訊社會,高居世界一、二的外匯存底,創造出空前的物質富裕時代,建立了世界所稱譽的「台灣經濟奇蹟」。

然而,那也是一個值得省思的年代。1990年代中期到2000年代中期的十年間,許多因經濟奇蹟而致富的人,在物質欲望、金錢遊戲中,迷失心靈,台灣被外國媒體冠上「貪婪之島」的稱號。精神空虛,價值混淆,道德淪喪,在脫序的社會中,人們經歷了物質的滿足,漸漸希求心靈層面的依歸。散布於台灣民間,以「人」為關懷對象的全台社會團體,已達到八百個組織。

1996年,賀伯颱風重創全台,大水淹沒城鎮,民眾攀坐陽台,等待救援。慈濟大區域調動人力、物力投入救災;然而交通幾乎癱瘓,行程受阻。上人由此看到了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無可抗拒的因素往往耽誤救災第一時間。

組織在轉動,上人的內心也在轉動。他深刻思索著,如果慈濟能把每一個社區組織起來,不是更能掌握時效展開救援嗎?人力資源如何妥善調度、淨化人心工作如何突破人際疏離,喚起「敦親睦鄰、守望相助」的最高效率?他心中浮現一張新藍圖,「社區志工」的思惟,嶄新提出。

這場風雨,升高了上人守護人群的緊密度。

在此之前,慈濟組織型態是「跨區域性」聯繫;而如果就近在社區,委員、慈誠、環保志工三股人力在地串連,力量就更緊實集中。上人對慈濟人說:「過去我說要淨化人心、祥和社會、天下無災難,那是觀念的呼籲,讓大家知道這個方向。現在因緣成熟了,我要開始去實施了…我現在告訴各位,淨化人心、祥和社會,就是『落實社區志工』。假設一萬人的社區中有五十位慈濟委員、五十位慈誠隊員,這一百個有效的力量,就能在這個社區帶動一萬個民眾。」

文化學者余秋雨,在1997年會見上人時曾說:「現代人經濟發展後,就處在一種精神危機中。所謂精神危機並不是家中吵架之類,而是精神上的無所適從。在這樣的狀況下,還有那麼多人能夠投向宗教的慈善事業,我覺得是了不起的,這也說明了台灣精神領域有一種很好的走向。」

台灣的走向,自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而資訊社會,經濟結構巨變,矛盾、困惑充斥人心,使得社會所需要的慈善工作已不同以往。慈濟也因應時代需求,由濟貧內涵逐漸轉型為針對不同族群、不同社會議題,而規畫不同方案,結合多元的志工文化,輔導陪伴案家。

無論天災人禍,或是心靈的災難,伸出援手最近的距離,就在社區。

「社區志工」這項革新的作法,對慈濟影響深遠。在慈善工作上,以鄰里為單位重新編組後,慈濟人的訪視與關懷更加深入而全面。尤其顯著的是,於大型災難救援中,在地的迅速回應,發揮了極大效益,諸如連續幾年夏秋風災、空難、乃至九二一大地震,讓救援可以走在最先、做到最後。


安心、安身、安生—災難援助三階段

1999年9月21日,凌晨一點四十七分台灣發生大地震,慈濟全台四個分會、十四個聯絡處立即啟動,人力、物力迅速集結。兩點半,台北慈濟人已出現在松山「東星大樓」、新莊「博士的家」;三點不到,豐原慈濟人帶著水、毛毯及食物前往東勢救援;五點半,在各個災變現場,慈濟人已率同當地居民開始供應熱騰騰的早餐;天亮後,各地慈濟人透過扎根頗深的社區系統,開始發放慰問金。

在慈濟,志工救災訓練與經驗的養深積厚,已內化為一種細胞或基因的存在,一遇緊急狀況,自發性反應立刻從每個人身上啟動。當許多既有的救災系統,因不曾遭遇如此災難而反應稍慢,在地慈濟人即能在第一時間成立救災中心,外地慈濟人也迅速組織支援系統。這是慈濟社區志工影響慈善工作最具代表性的實例。

從「安心」的急難救援,到「安身」的大愛屋興建,到「安生」的希望工程與長期關懷,以三階段救災工作,上人層層鋪展愛的佈局。從此,更奠定了慈濟災難救援工作最完整的模式,此一模式甚至影響後來印度洋大海嘯等國際賑災的思維。

上人前進的步伐一向極快,九二一又讓他轉動更迅速的節奏。因為從災難裏他看到—因緣正在惡化、世間正在敗壞,他希望扭轉頹勢。

災後兩週,慈濟援建中小學的「希望工程」小組已經成立,因為上人要讓「在世紀末倒下的,在世紀初建立起來。」他站在更高的觀點上詮釋:「九二一的破壞,是新世紀的希望。」

在二十世紀與二十一世紀的交界、在地層與人心的斷裂處,一座座學校,湧地而出。那不只是一個建築體,更是一個記憶——記憶人心與大地的創傷如何被撫慰;記憶來自全球的付出在此大愛為梁、智慧為牆;記憶在鋪設連鎖磚時手手相接、念念連結的人心之善;記憶一顆善的種子、十顆善的種子、千萬顆善的種子,在百年的傷痛裏,挺起了扭轉苦難、支撐台灣的力量。


真誠的愛,化不可能為可能

有愛就有福。能助人的人是有福的,所以要時常自我祝福:希望我們所住的這片土地平安無災,人人富有情與愛、富有力量去救援需要幫助的地方。
— 證嚴上人

人心善的共振,上人不只於台灣一再引動;慈濟的膚慰,也從1991年起跨過海峽,踏出大陸賑災的第一步。第一步的因緣,來自於水。水的力量,可以破壞,也可以創造。1991年夏天,奔騰洪水對大陸華東華中造成的破壞,上人以一念救災的堅持,創造了大愛的新流向。

看到半個中國大陸泡在水裏,上人吃不下、睡不著,災民饑寒影像時時縈繞,他經常落淚。面對幾十年心結、政治迥異的兩岸形勢,要前往大陸賑災,他自問:「可能嗎?」他自答:「要化不可能為可能。」打從決定救濟大陸,上人就站在反對聲浪的中央,逆勢而行。有人說,慈濟是不是太有錢,台灣不救,救到大陸去?

「1991年開始到大陸去,那時候,我變成台灣的罪人;直到現在,我還沒有被原諒。但我還是沒有停息。」上人認為,救災是一種人道精神,那裏有苦難,就去那裏;任憑人言紛紛,不能因此裹足不前。

他力排眾議,堅持去碰撞固有的思惟模式,去消融硬化的歷史關係。他預知這會是一條波折之路,但是「要從『事』達到『理』,一定要經過碰碰撞撞;端看自己有沒有毅力、勇氣去突破」。

第一批前往大陸的慈濟志工代表,謹記上人的叮嚀:「是我們要來求人家讓我們賑災,所以要低聲下氣。」因而自始至終面帶笑容,離開時還向對方說謝謝。初勘之後,依照「重點與直接」兩個原則,除了發放米糧衣被,並擇定特重災區為流離失所、無力復原的貧農建屋。

既是水的力量流去了家園,上人就要讓人心大愛如水遒勁,下切到歷史的岩層,成為一個承載的力量,扶著災民從漂流中站起來。上人的另一個堅持是,要求主管機關讓住民擁有土地所有權和建物使用權。這個想法一出,許多人紛紛反應:「師父,那是不可能的,大陸沒有私人所有權。」

上人只有一句話:「慈濟所做,就是要把不可能化為可能。」因為他相信,愛一定能感動對方。當時兩位副總執行長林碧玉及王端正,非常用心溝通,真的讓大陸當局把地契打包成幾十箱,寄回台灣蓋章。

搬進新家,災民把這兩份來自台灣慈濟及大陸政府的所有權狀,鄭重放在神桌上,祖上先人見證了愛的兩岸合流。

自此大陸賑災十多年,慈濟基金會副總執行長王端正的一段話,繪出了全面圖譜:「慈濟人的足跡已踏遍了大江南北,也登上了高原大漠,更走遍了窮山惡水。不論救急的糧食、衣被;安身的房屋,以及學校的重建、醫療的協助,只要我們能力所及、只要受災民眾需要,我們無不義無反顧,全力以赴。」

遙闊的中國大陸山河,上人不曾去過,但天涯咫尺。「只要有人去,我就會看到;只要有人幫我走到,我就能體會到。所以愈做愈深入,幫助更多需要的人。」

上人的眼光永遠超速於眾人視線的最前端,一開始他就預見了成果。「雖然有人會覺得:為什麼我要做這麼困難的事情?但只要我們很用心,幾年後,心靈的回收一定會覺得很值得。」上人在這件事上看深也看遠,「大陸人口佔世界四分之一,我們能藉扶困因緣廣布愛的種子,將來他們就會帶動善與愛的循環。這是不可忽視的深遠力量。」

經過1991年大陸賑災的運作試煉,慈濟的國際救援,確立了可行的模式,不分國籍、種族、信仰、地域,只要眼睛看得到、腳走得到、力量能及之地,都願伸援。自酷熱難耐的熱帶,至天寒地凍的北極圈,足跡橫跨歐、美、亞、非、大洋洲。


教富濟貧,濟貧教富

「教富濟貧」是教導富者,看到窮苦的人生能察覺自身的有福,進而付出一分愛去濟助貧苦。「濟貧教富」是濟助貧苦,使能溫飽度日,進而堅強自立,並知所回饋,願當救人之人。如此人人開發出心靈的富有,就能造就亮麗的社會。—證嚴上人


昔日的慈善事業,無論是財物捐輸、貧病傷殘救助,大多基於同情,將慈善視為一種施惠。但是,近代的社會福利則認為,對不幸者的服務,只是盡社會一分子的責任。

比如倫敦的慈善組織會社,工作人員皆屬兼職,許多更是有錢人家的女兒,她們被英國報紙稱為慈善的淑女。但是由於中產階級意識,這群手執雨傘、麵包籃,穿著蓬蓬裙的兼職工作人員,無法深刻體會中下階層的生活。美國在1890年代就發現,這種屬於好心做好事、但有著白領階級意識的慈善,經常行不通,因為他們無法理解窮人的想法。

慈濟從一開始,便試圖打破「有錢人才能做善事」的成見,會員大多為市井小民。上人讓行善成為普世價值,「竹筒歲月」中會員每天存五毛錢,「五毛錢也能救人」的觀念,明白點出「行善不是有錢人的專利,而是有心人的付出。」

對於慈濟的慈善志業,上人歸納為兩大類,一是「教富濟貧」,一是「濟貧教富」,這是應乎富者和貧者不同處境,而設想的引導方向。

所謂「教富濟貧」,上人詮釋:「教導富者從濟貧中,開發心靈財富。比如對事業成功、生活優渥的企業家,應打開他們的心門,使其除了會賺錢,也要會用錢;引導他們付出心或力,去幫助有困難的人,使他們感受到付出的快樂就是心靈最大的財富。」

所謂「濟貧教富」,上人指出:「濟助貧者,同時使之富有愛心,鼓勵他成為幫助別人的人。就如迦葉尊者引導貧婆供養破布,使貧婆也有機會歡喜布施愛心。對於貧窮的人,不只要照顧他們的生活,使其溫飽,還要啟發其悲心善念,在付出中感受到心靈的豐足。」

有一位長期受慈濟照顧的老人家,聽到慈濟要援助伊朗地震,立即捐出一個月的生活補助金。他說自己受到政府和慈濟照顧,生活無虞,現在伊朗有難,捐出一個月的生活費幫助災民,很有成就感。慈濟的感恩戶們經常有人因感念社會大眾的愛心,極盡地省吃儉用捐款,或者付出勞力,幫助比自己更困苦的人。

「教富濟貧」是修福,「濟貧教富」是修慧,兩者都有教化意涵。

對於「慈善」,上人有多層次的縱觀,慈善不只在撫慰一時的苦難,更在改造一生的心靈、轉化累世的業因。「人人心中都有一個大倉庫,任一舉動不論行善或造惡都是在下種:種善因得好果,種惡因得壞果,因果都收藏在八識田中。學佛要認清因果,依佛陀智慧的引導改變業因,也就是醫學所說的基因;若有優生的基因品質,生命的果實自然清淨。」

慈濟人從修行中,改變自我心念、轉化生命基因;同時執行上人的教示—救災的用意,不僅給予物質賑濟,還要轉動受助者的心輪,引導修正偏差的習性,調整至光明的方向,幫助他們也學著為人付出,種下善因,才有機會轉惡緣為福分。

要尊重與感恩受助的人,有朝一日他也會自我尊重;千萬不要讓他認為自己永遠是接受幫助的人,如此他會自卑,他原有那分與佛平等的智慧和愛也會萎縮。」上人認為,不讓受助的人養成依賴,留給他自立自強的空間,才能把貧窮的人,變成有力量的人。

從「善人」到「人人」的慈善;從「物資」到「心靈」的慈善;從「接受」到「回饋」的慈善…大愛傳達並循環著。慈濟不論在慈善觀念或慈善行為上,匯通傳統、創新價值,為台灣四百年慈善史,作新註、引新路。

資料來源:取自慈濟月刊47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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