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東第一顆慈濟種子 黃玉女

2019-06-12   | 黃玉女口述
臺東第一個慈濟種子黃玉女(左)與先生王添丁(右)。(攝影者:阮義忠)

「我的一生雖平順,但也少不了經歷人生中的心苦與折磨。感恩慈濟救了我及我的家庭。」——黃玉女



我1928年出生在臺北石碇,四歲時父母把我過繼給叔叔當女兒,就跟著搬到六龜、後來定居臺東。十七歲,我在臺東公學校當老師,直到1982年退休,在教育界服務了三十八年;我先生王添丁校長,則從事教育工作四十八年。

早年,上人來臺東前,會通知王校長,我和靜豪師姊等人就開始打掃家裏,洗被單、曬棉被,把上人住宿的環境弄得乾乾淨淨。

1961年,我第一次在臺東佛教蓮社認識上人,當時上人尚未出家,後來就斷了聯繫。十年後,經由花蓮李時師姊介紹,我知道有位師父做善事,就幫忙勸募;但拿到那本勸募本,也不知道該向誰開口,天天帶去學校又帶回家。

有天我跟王校長說:「我們來做一件有意義的事,像童子軍一日一善。」他說很好啊,所以我們就從各自的學校開始,邀請老師參加會員,就這樣慢慢把慈濟做起來了。

幾個月後,我想應該要去花蓮看看那位師父到底是什麼樣的人;來到靜思精舍,大家都在忙碌,只說師父正在田裏。空地上,一位法師戴著斗笠,拿著一根長棍子在打黃豆,當我走近,師父把斗笠拿下來,我馬上就認出那就是上人!

幸好還有師父

上人做慈善,第一個用錢的地方是在花蓮,然後就是臺東。慈濟在臺東第一個個案是吳發,眼睛看不到,住在海邊的墓園。我曾經隨著上人去訪視,那時已經快黃昏了,加上屋裏沒有開燈,我心裏嚇得要命;上人詢問有人在嗎?吳老伯在屋裏回應,然後就推開門,可能他剛好在吃番茄,看到他嘴巴紅紅的,大家都嚇一跳。

上人設法幫助他就醫治療眼睛,後來還安排到沙鹿去檢查。我記得德慈師父跟我們說,那次去西部,吳發是抱著滿腹的希望,想說:「這位師父那麼好心,要找醫師幫我開刀,讓我眼睛看得到。」所以,他眼睛張得很大,要讓醫師檢查,好像所有的希望就看那一剎那。

但醫師認為,失明已久,沒辦法手術挽回視力。我聽了很難過,當場就哭了出來,他的生命真的黑白了;但也覺得這些無依的老人,幸好還有師父關心。

沒辦法治療,至少也要設法改善生活;即使慈濟沒有錢,也要想辦法去找錢。吳老伯不只是臺東第一個慈善個案,也是醫療個案,我更從中觀察到,上人做慈善就是要做得徹底。

看到就能做到

剛開始做慈濟,就邀我們家對面的靜豪師姊一起去看個案,漸漸地也把她先生帶出來;慈濟在臺東的冬令發放,就借用我家對面歐順興老師家旁邊的空地。

四十多年前,我不太會看個案,如果有人提報,我就寫信給上人,描述狀況;上人看到信,就會來臺東,我們再陪著上人去訪視。

上人教我們怎麼評估,看政府有沒有在幫助,如果沒有,慈濟差不多要補助多少才夠。我們訪查之後就寫訪視紀錄,每個月回去花蓮報告,漸漸地了解補助的標準與原則,就學會怎麼做了。

年長的臺東資深慈濟志工黃玉女。(攝影者:顏霖沼)
也因為跟著師父做慈濟,我們感覺師父很不簡單,他身體不好,要操心很多事;當我們了解了、感動了,就很認真做。

那個年代,臺東志工承擔四、五百件個案,遍布大武、池上、長濱等鄉鎮,分幾次訪視完,差不多就是一個月了。看個案時,會從最遠的地方看回來,第二天就不用跑那麼遠了。

王校長那時騎速可達機車去訪視,已經是那個時代最好的車。漸漸地,愈來愈多上班族成為委員,就安排在週末假日訪視,開好幾部車出門。

慈濟每個月在花蓮有全省委員聯誼會,我們每次去都看到常住師父白天工作,晚上還要做基金會的事情,抄寫訪視資料等等,大家也想學習他們的精神,更清楚了解怎麼做好事、說給人家聽,人就慢慢帶出來,委員一個個生出來。

像范春梅師姊是花蓮慈濟醫院啟業那一年開始出來當志工的。她寫個案紀錄寫得很詳細,勸募也很認真,一個月都帶兩、三部遊覽車的會員回花蓮靜思精舍參觀,參加慈濟活動。

她說,就是因為實際看了慈濟在做什麼,自己才出來做慈濟,她也希望大家和她一樣,所以很積極帶人。這些年我年紀大了,身體狀況也差了,還好有這些年輕一代的出來。

堅持並不困難

常有人問,我跟校長都要上班、教書,那麼忙碌,還要做慈濟、訪視那麼多照顧戶,是怎麼堅持下來的?堅持其實很簡單,因為這些事很有意義,所以就會堅持。

王校長如果帶大家出去訪視,吃飯都是他買單,他都說來去「吃桌」,找一家餐廳或一間麵店,招待大家。但大部分時候,也是像師父帶我們看個案一樣,途中找地方休息,在樹下、海邊或涼亭用餐。

有一次訪視下大雨了,大家想說回家吧,王校長說:「不行,不怕風雨。」校長本來就是做教育的人,看個案謹慎、正確,一定從頭問到尾,一筆、一筆寫個案。前後累積了快五百件,都有案本。

臺東老人的個案很多,王校長總說:「問案要細心,開案要小心。」意思是說,不能說隨便開案,兩、三個月後就結案;這個案子如果不要資助了,也要深深地考慮,結案的原因或理由要清楚、要正確。

一到案主家,大家跟著王校長進去,然後剩下的人會去問鄰居,等一下綜合的時候,就知道實情大概是如何。可是差不多到2000年代就沒有辦法了,因為有的個案會生氣鄰居多話。

我們會看看案家桌上的食物,或掀米桶,不是去查人家吃好吃壞,而是想知道他們夠不夠吃。校長不會直說:「你一個月領多少?怎麼沒有申請低收入戶?」他問話很柔和,不讓人家起防備,閒話家常,聊到對方把真正的情形和需要說出來,那是最好的。

王校長退休以後,我們年紀也大了,大約到1991年,校長就把個案交接了。校長真的教大家很多,如果有志工有疑問,他都會給回應或建議。像鄭怡慧師姊寫個案資料,有時候寫了一半不知如何寫下去,就馬上騎單車,轉個彎就到我家了,校長真的都是有問必答。

我的一生雖平順,但也少不了經歷人生的心苦與折磨。感恩慈濟救了我及我的家庭。王校長跟著我一起加入慈濟,在慈善做得比我投入,我也跟他學習很多。

我現在九十幾歲了,幾年前跌倒,體力開始變差,幸好孩子們有把慈濟的棒子接過去,兒子壽榮是嘉義第一顆種子,當時不是只有嘉義這個區域而已,還有到雲林!慈善有人傳承了,也是完成我的心願了。(註:王添丁校長於2017年往生,享壽九十五歲。)

(口述:黃玉女 整理:江淑怡、林厚成、陳若儀 本文摘自:《慈濟月刊》63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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