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不同國家的看診民眾，彼此用母語暢談，烏爾都語、阿拉伯語、越南語、索馬利語、泰米爾語、柬埔寨語、波斯語……醫護志工則泰語、中文與英文交雜翻譯──曼谷慈濟志工每月一次為難民舉辦義診，難民們療癒了病痛，更享受到難得放鬆與被尊重的珍貴時光。
勇於承擔國際醫療服務

根據2013年統計，來到泰國、登記於聯合國難民署的難民人數，由原本的兩、三千人增加達八千餘人；這來自於四十七個國家的難民，有的偷渡入境，有的則是旅遊簽證過期滯留，無論透過什麼方法抵泰，無不都是希望追求自由安定的生活。

無奈的是，泰國政府並未簽署「一九五一年聯合國難民公約」及「一九六七年難民地位議定書」，因此難民在泰國無法獲得庇護，更被視為非法居留。

由於非法身分，難民只能躲藏著生活，靠著社會慈善組織給予協助。二十多年前，曼谷難民中心（Bangkok Refugee Center）即開始提供簡易的醫療，但設備簡單，也並未有醫師長期駐診，病患上門，當值的護士會視情況給予成藥；如果病情嚴重，還是只能求助私人診所。

2014年，難民人數大增，聯合國難民署希望可以結合慈善組織的力量，協助難民度過前往安置國前這段青黃不接的日子。美國駐泰國大使館難民組，知道慈濟在馬來西亞所做的難民義診成效很好，而與泰國慈濟志工接上線，盼也同樣能在泰國為難民提供醫療服務。

透過慈濟美國總會協助，在美與美國國務院簽下合作備忘錄後，泰國慈濟志工於2014年6月，開始為曼谷難民義診奔走。首先考量到醫護人員的來源，泰國慈濟人醫會總幹事志工余建中於是邀約幾所泰國大型政府醫院的醫師，組團二十一人到臺灣了解慈濟的醫療人文，並在返國後邀約醫護人員投入義診。

場地的選擇也考驗著志工，志工在曼谷尋找適合場地，去除場地太小或租金太貴的地方後，提出幾個方案，但證嚴上人擔心場地不固定讓難民找不到地方；最後仍決定在興建中、位於九世皇公園對面的慈濟泰國分會舉辦義診。慈濟志工王鐘賢說：「一確定要在分會舉辦義診，我們與建築商努力趕工，希望早一日讓環境更好、更舒適。」

慈濟志工也設計傳單，透過聯合國難民署、長期關懷難民的慈善組織發送，或是口耳相傳，告知難民把握義診活動。

難民擔心被執法人員盤查，大多只敢在住處附近活動；為了讓難民能安心就診，透過美國大使館協助，與泰國外交部協調，並由慈濟志工拜訪義診會場鄰近三個轄區的警察局說明義診活動；也在捷運站安排了免費接駁車接送到義診會場，讓難民在看病的路上，不再有任何擔憂。

考量難民國籍多達四十餘國，慈濟志工也透過聯合國難民署及各慈善組織的幫忙，尋覓合適翻譯人員，籌組團隊並加以訓練，作為醫護人員與病患溝通的好幫手。於是，自2015年1月起，每個月第四個星期日的慈濟曼谷難民義診開辦。

友善對待更甚於一切

穿著慈濟志工背心的賽瑪，穿梭在義診會場，協助不懂英文的難民同胞，指引掛號、量身高體重，與醫護人員溝通及領藥。

賽瑪看到很多人領了藥後，笑容掛在臉上，好像在醫師親切問診後，病就好了一半。四個月前，當賽瑪得知慈濟將舉辦難民義診，需要翻譯人員時，她馬上就報名了，只是單純想著：「要多賺一些錢。」但經過四次的參與，她開始考慮：「下次，要不要帶媽媽來呢？」

同樣來自巴基斯坦的翻譯人員阿尼爾（Aneel Sohail），在完成翻譯工作後，脫下志工背心，趕著在義診結束前，掛號看診。

三十三歲的阿尼爾，原是手機公司的市場經理，妻子是護士，卻沒想到當他堅決拒絕改變自己的信仰後，他丟了工作，還面臨了生命的威脅，最後只好賣掉車子，帶著媽媽、妻子、女兒逃離家園。

女兒安娑（Azal Sohail）來到曼谷時才九個月，現在已經三歲了，阿尼爾回憶，當一家人剛剛抵達曼谷時，安娑需要施打疫苗，因為沒有任何單位可以提供協助，阿尼爾只好帶著女兒求助私人醫院，一支疫苗需要泰銖三千八百元，「非常困難，我跟朋友、教會，借了錢才讓女兒能夠打疫苗。」阿尼爾回憶起當初的無助，接著說：「所以，請慈濟繼續舉辦義診。」

雖然環境克難，氣溫燠熱，不過難民們依舊耐心等候。阿尼爾說：「慈濟志工每個人都保持笑容，對我們始終友善，還特別準備點心給我們；我想，和慈濟志工一起等待，是很值得的。」

賽瑪則皺著眉，說出心中的擔憂：「我也很想帶媽媽來義診，不過因為她的疾病，路途那麼遠對她來說是很大的考驗。」

志工了解她的難處後，協助她安排媽媽搭計程車來看病。終於在五月二十四日這一次義診，哥哥約瑟夫攙扶著媽媽走進現場；那天，慈濟志工也舉辦了浴佛及孝親活動，當大家候診時，孩子捧著水替媽媽洗腳，感恩媽媽的養育，約瑟夫也替媽媽洗了腳，媽媽感動而羞澀地笑了。

雖然每個月義診只有一天，卻是許多難民期待的日子，因為就像朋友的相會。難民拋棄原本的人生，漂泊在泰國這個中繼的國家；慈濟志工以義診，照顧著這群徬徨的過客，守護他們健康，直到轉往安置國家落地生根，再付出一己之力，幫助需要的人，將愛延續下去。

（文：邱如蓮 本文摘自：《慈濟》月刊58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