緬甸部份少數民族從1960至1980年代開始，就因不堪緬甸政府的壓迫，陸續離鄉背井逃往如泰國、馬來西亞等鄰近國家。在馬來西亞登記在案的國際難民超過十五萬人，緬甸就占了九成，又以欽（Chin）族和洛興雅（Rohingya）族居多，其餘還有來自斯里蘭卡、巴基斯坦、敘利亞等十八個國家，都是亟需援助的對象。目前，馬來西亞難民和外勞人數，已經遠超過馬國的第三大族群印度裔。

家鄉難捱 異國求生

在吉隆坡北郊十公里雪蘭莪州的士拉央（Selayang），簡陋的租屋是緬甸難民的群居地。四十二歲的洛興雅族難民山杜（Shan Du）帶著一家六口，棲身兩坪的木板隔間，他身兼兩份工作，主要的收入是靠凌晨十二點上工的士拉央批發市場。「我剛來馬來西亞時，什麼都不懂，有些人甚至要我做工一整天，只給我十令吉（馬幣）。」

這裡市場的攤商都是華人，做工的都是外勞（難民）。攤商楊小勇說：「（本地人）一個禮拜做三天，外勞一個禮拜做七天，他們來，你叫他們做什麼他們都可以，本地的你叫他做，他還大過你，叫你自己做。」

馬來西亞慈濟志工關懷難民的觸角，不只在難民扣留營等地區，也延伸至居住在吉隆坡都市底層的難民。在吉隆坡市中心的半山芭道，又被稱為小聯合國，主要是因為多達十二個國家的外籍勞工，在這裡討生活，也有不少難民夾雜其中。

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UNHCR）駐馬代表理查陶爾認為，在大馬，難民最大的問題是被視為非法移民，「因為非法，所以無法享有權利，沒有居住權，會受到社會歧視排擠，很難生存，隨時可能被雇主解雇，每天都會有人威脅要錢，婦女小孩的安全也飽受威脅。」

難民無法在大馬合法居留，是因為馬國政府，並未簽署「1951年聯合國難民公約」，以及「1967年難民地位議定書」，沒有合法工作權，也無法享有馬國公民的免費醫療。

締約合作 幫助難民

2004年，因為一宗難民醫療個案需要醫師轉介信，因緣巧合下，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UNHCR）聯絡上巴生慈濟義診中心，就此揭開與慈濟合作的序幕， 2005年雙方簽署「難民援助計劃伙伴諒解備忘錄」，馬來西亞慈濟志工被允許進入森美蘭州冷京扣留營、雪蘭莪州士毛月扣留營、武吉加里爾扣留營等地，配合難民辦事處的指示，提供醫療服務，範圍涵蓋難民社區義診、扣留營義診及轉介醫療個案。有時亦會準備食物，為難民補充營養。

有鑑於慈濟志工的用心投入，2007年雙方更新第二次備忘錄，除延續之前的合作事項外，不再設合作期限。同年，再和慈濟跨領域合作，從醫療延伸至教育，簽署《難民兒童學前教育計劃》，協助難民兒童就學，並把慈濟擢升至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執行伙伴的地位，簽訂「難民援助計畫執行夥伴合約」，也能獲得辦事處的撥款。

慈濟雪隆分會執行長簡慈露提及，慈濟也會視難民需求提供，不會受限於合作的範圍而已：「其實跟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的合作，也充滿很多的變數，因為它的撥款也不會是每年一定，尤其現在國際經濟非常蕭條，他們本身在爭取資金撥款，也有他們一定的難度，我們不只是跟他用這種合作夥伴的持續關係而已，就是你們給我多少錢，我就做多少事，按照規定，就是我們會在他沒有規定的部分，我們也會多做。」

不問來處 只問需求

在吉隆坡半山芭的慈濟義診中心，從2008年起正式看診，招牌的最下方文字也書寫上緬甸文，主要是為了服務來自於緬甸的洛興雅族，以及欽族的難民。二十二歲來求診的欽族難民坎吐欽（Kheum Tul Cin），雖然害怕路上被警察抓，但還是冒險前來求援：「我今天一定要來義診中心，因為兒子病得很嚴重。」

明白難民的翹首盼望，慈濟義診中心的符之良醫師，永遠把難民需求擺在第一位。2013年加入人醫會，2015年5月放棄私立醫院的優渥薪資，承擔起吉隆坡慈濟義診中心，唯一長期駐診的醫師。

看到難民生活的困苦，啟發了符之良醫師長駐慈濟義診中心的心願：「我以前心量好小，我還想說要去私人醫院工作，要賺更多的錢這樣，我來我想說我一個人，賺那麼多錢幹嘛！我想說我留下來這個義診中心，把它規畫好，然後讓更多人更受用。」

一位洛興雅族難民，即將啟程前往美國，行前符醫師主動合照，留一個紀念。吉隆坡慈濟義診中心主任，符之良感慨良多：「凡走過必留痕跡，那有時候會滿不捨他們（難民），怎麼說，因為我知道有一次病患，雖然他們可以移民到第三國家，但是他們其實去到那邊是滿痛苦的，有很多規則都要重新過來。而且他們去那邊三個月之後，就不受聯合國的保護所以基本上就是自生自滅。」

幫助苦難眾生的心懷，不分種族、宗教，就如馬來西亞宗教師拉菲克（Rafik　Ismail）所說：「我以真主之名，如果有人尋求幫助，不要問他哪裡來，也不需問他的種族，你要問，他需要什麼？我們能做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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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大愛新聞、慈濟文發處綜合報導 2016/0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