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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溯源
2006-04-25 | 潘煊
1966年的台灣，是個經濟正要起飛的年代。
曾經在台灣投注大量關懷的國際慈善組織，完成階段性任務後，陸續將資源轉向世界其他更需要的地方。在本土慈善組織尚未茁壯、青黃不接的時刻，台灣仍有一百三十萬人口，處於政府的貧窮線下，需要援助。
時年二十九歲的證嚴上人，在台灣貧窮的「後山」花蓮，克難地將「慈濟」組織起來。慈濟，是當時少見的本土慈善組織，意味著台灣這塊土地，有了舉起自己的力量…
慈善行履四十年來，人性善的良能不斷被啟發，從家庭主婦日存五毛錢的胼手胝足，到各行各業共襄善舉；從一念悲心始的濟貧模式，發展出組織嚴實的社區動員；從提供身體的溫飽救治，擴及關照心靈的匱乏與不安。
溯源來時路，正是見證台灣豐沛、善美的慈善生命力。
親自投入訪視第一線
站在吳阿通家門前，證嚴上人望著傾斜嚴重的簷頂，彎身進屋。
這個低矮得幾乎要用爬行才能入內的屋子，一貧如洗；吳阿通雙眼失明，妻子徐秋妹精神失常。一個眼盲，一個心茫，三歲以及五歲的兩個孩子，長年營養不良而疾病纏身。上人前來訪視，看到孩子形銷骨立，上前輕輕牽起孩子的手，一握，心中大震—第一次摸到那樣骨瘦如柴的手，皮肉鬆衰，手腳彷彿就要脫落。上人暗暗大吃一驚。
「三餐都吃什麼？」上人問這家人。
吳阿通指了指，「在那裏。」黑漆漆的屋裏無燈無燭，藉著窗口透進的一線微光，上人才看清角落三塊石頭架起的爐灶上，放著半片破鍋。掀開鍋蓋一看，裏面是枯枯黑黑的番薯藤，「你們就吃這個？」
「是啊！」吳阿通回答。
失明的吳阿通無法謀生，靠著鄰人雇為長工，每月工資三百元維持著一家生活；徐秋妹經常必須撿拾番薯及番薯葉，四人才足以果腹。枯黑的番薯藤，枯黑的人生，上人默默酸鼻、意志堅實：「濟貧工作一定要繼續，讓苦難人有米煮、有菜吃。」
這是1967年的一樁個案。一年前佛教克難慈濟功德會創立，上人親身訪貧，走入一處又一處的破落門戶，彎身的姿勢，是一切悲心最初始的姿勢。
吳阿通的個案，只是無數時空拼圖中的一塊，顯影了社會中的赤貧、赤貧中的慈善。數十年後，上人回顧慈濟最起始的志業：「因為做慈善，讓我眼界大開。若不是親自與苦難人接觸，我無從知道這樣的世間疾苦。」
出身優渥門庭，而成一介寒衲，上人自述出家心境：「因為我覺得人生如舞台，而每個人都在舞台上扮演一個至多個的角色，我想超越舞台來看人生。」
看到苦難的人生，慈濟功德會創立；慈濟功德會創立，看到更多苦難的人生，蝸居在社會底層。這樣的人生，上人不只「看」，更要「扭轉」，於是從東台灣的貧困底層起步，走菩薩道路，開始凝聚扭轉的能量。
打開第一道門
成立慈濟，緣於一個心願—將「佛法生活化」。把佛法拉回人間，讓人在生活中力行慈悲喜捨，解決心靈和世界的苦難。— 證嚴上人
1966年，上人出家的第四年。一天，來了三位天主教修女。
她們來向上人傳福音，談到彼此的教主、教旨、教義；天主的博愛與佛陀的慈悲，坦然相遇。修女臨離去前，提出了一個問題：「佛陀的慈悲普及一切生命，確實很偉大。而天主的博愛雖只為人類，但我們在社會上辦養老院、醫院、學校，即使遠在深山、海邊、離島，也有教士、修女去救助貧困人群，提供麵粉、衣物。而佛教有嗎？」
佛教有嗎？大哉一問，重重觸動上人的省思——如何才能把佛教無形的精神能量，化成有形的行動力量？
上人如此回憶他當年的心路歷程：「二十世紀時代變遷很大，經歷了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台灣戰後十多年，人民生活辛苦、思想保守。1960年後，台灣社會漸漸穩定，人心對宗教的需求逐漸增加。然，當時的佛教，大小乘都偏向於精神層次的提升。比如日本研究《法華經》很用心，但是再怎麼研究都是在學問上、精神面打轉；而東南亞泰國、緬甸、越南一帶的修行人，總著重於生活細節。這兩者對於人們現實的生活，有多少幫助？那時候我不斷在思考。」
上人所思考的台灣，是一個從殖民與戰火脫身後的虛疲島嶼。1945年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砲聲遠去，日本政權遠去，而來臨的是，社會的蕭條、人民的貧窮，以及從大陸播遷來台兩百萬軍民的人口壓力；一切百廢待舉。此時，美國的挹注如及時雨露，從1951年到1965年的十五年間，共提供台灣十五億美元的經濟援助。
當時台灣一千兩百萬總人口中，貧民佔了一百二十萬至一百三十萬人。政府經費絕大部分用在軍事國防與工業發展，以維持政經穩定；對災害救濟、貧民救濟等社會福利支出，僅佔年度總經費的百分之五到八。還在發酵期的社會福利，以軍人、公教與勞工的社會保險為主，德澤尚未普施於一般人民。
處身其間的上人，親歷時代的困頓步履，他思考的軸線不只近觀眼前社會，遠溯佛陀時代更給了他穿透性的眼界。
兩千多年前的印度是個不平等社會，佛陀雖生於富裕皇宮，可享奢華生活，卻能體會賤民苦難、洞見婆羅門教的階級歧視。出離家世、修行成道的佛陀，赤腳、托缽、說法，隨緣度眾，穿走在當時當地的人群裏。這是佛陀本懷的原始佛教。
然而，佛教經過兩千多年的演變，原始法教中慈悲為懷、力行實踐、濟世利他的精義已逐漸式微；代之而起的是自修自度、隱居山林、與世隔絕的叢林生活。
「此時，此地，此人」的關懷，到中國的清末民初已蕩然無存，社會知識輿論強烈質疑：佛教講的時間，從過去到現在到未來，推拓遙遠，但「此時」的問題沒有解決；佛教講的空間，有東方世界、西方世界、十方世界，但「此地」的社會問題沒有解決；佛教講的眾生，有佛、菩薩、聲聞、緣覺、天、人、阿修羅、地獄、餓鬼、畜生等十法界，但「此人」本身的問題沒有解決。
面對如此評議，正是當時的印順導師憂思中國佛教的痛處—佛，真的遠在遙不可及的天上嗎？《阿含經》：「諸佛皆出人間，終不在天上成佛也」一語，讓印順導師拈出「人間佛教」的思想內核；人間佛教的種子，開始播灑於當時的1940年代。
而在1960年代切切尋思佛教之用的上人，承接了這一線綿延的法脈內蘊。師父印順導師叮囑他的六個字「為佛教，為眾生」，讓上人貫通了整體視線：「佛陀從一己所處時空，深思人類的不平等現象，從而尋找人生真理，解救人們身心痛苦。這給我很大的啟示，使我覺得，佛教不單止於研究，也不是靠形態上的苦修，而是要把握生命的時間—亦即時代脈動；利用所處的空間—所生、所長的台灣。『台灣這個環境』以及『現在這個時代』應該連成一體，也就是說，台灣這整個空間就是我的道場，我應該把握此時此刻，去發揚、落實佛陀的精神。」
佛陀法教、印順導師思想，成為上人行動背後的歷史縱深；他觀察社會困苦，回應台灣時世，理出了第一步：「我認為，我應該從最貧窮的地方開始做起。所以，慈濟的第一道門，開的就是『善門』。」
親耳、親眼、親手、親腳
慈善是慈濟志業的根基；而慈善工作要達到「直接、重點、務實」，就必須借助訪視。進行訪視可說是福慧雙修—走入案家，看到人間疾苦進而伸援，就是造福；看盡人生形貌而有所悟，智慧即能提升。—證嚴上人
親到案家，深入訪視，這樣的場景，也出現於十六世紀的中國明朝、十九世紀上半葉的蘇格蘭小鎮、十九世紀下半葉的英國倫敦。
1860年倫敦的慈善組織會社（Charity Organization Society，簡稱C.O.S.）成立，這一個跨越基督教與天主教教派的團體認為，幫助窮人不應該只是施捨金錢，長期的目標更要藉由「科學的慈善」（Scientific Philanthropy）來恢復受助者的工作尊嚴，使他們能夠自給自足。
為此，慈善組織會社發展出一種「友善訪問者」（Friendly Visitor）的服務模式，透過友善訪問者探訪貧困者的方法，除了收集貧民人格與行為問題的成因、建立相關的診斷資料外，還要給予這些受助者所需的輔導和相關的協助。
親自帶領委員深入社會暗角、關懷貧病的上人，身處1960年代的「後山」花蓮，不可能有宏觀的「資訊」可供參考，但卻有宏觀的「心眼」煥發力道，這等敏睿，完全來自「親耳、親眼、親手、親腳」田野調查的經驗。
西方發展出來的社會學個案工作原則，對照於當年跟隨上人訪貧的那一群中高年齡的家庭主婦，這群老委員，正如曾經被賦予的形容：「台灣歷史上最有創意、最有遠見、平均年齡最高、平均學歷最低的社會工作者。」
這樣的形容，來自於她們的行動。而行動，是高度喚醒內在的讀經。
透視貧、病、殘的根本需求
慈濟人稱貧戶為「感恩戶」，並非要對方感恩慈濟的幫助；而是慈濟人感恩對方示現貧、病、殘，使人警惕世間無常，從而知足惜福。付出的同時要「感恩」，才能真誠地去疼惜苦難人。— 證嚴上人
經典入心，是思想的鋼骨結構，穩持一股行菩薩道的力量，這是上人為慈濟人的「內修」架梁。而「外行」慈善的志業結構，在行動中步步架設，每一次經驗都成為下一次經驗的基底骨梁。從第一個個案開始，守護眾生的機制，一層一層應運而生。
林曾老太太，就是1966年慈濟功德會創立後，第一個長期濟助對象。
這位孤寡貧病的八十五歲老婆婆，蝸居在三個榻榻米大的破屋中。早年，曾經收養一個兒子，不料養子早逝；之後，又收養一個孫女，以為晚年有依，無奈孫女離家流浪，不知所終。老婆婆從此孑然一身，年老力衰加上患有哮喘，讓她經常飢寒交迫。
獲知老婆婆際遇，慈濟按月濟助白米一斗、現金三百，並請人為她燒飯、照料起居，直到1970年老婆婆往生。
收養兒子、收養孫女，皆寄望落空，生命最後的四年，是溫暖的人心，「收養」了這位無依的老婆婆。
患有青光眼的婦人盧丹桂，是慈濟的第二個個案。她有四個孩子，先生是撿字工人，收入微薄，原本靠她賣菜貼補家用，但自從失明後，既無法工作，也不能理家。
上人前往訪視。一進門，看見盧丹桂坐在床沿，床鋪凌亂，棉被裏的棉絮被孩子們灑落一地，兩隻老鼠正在床上跑來跑去。看著盧丹桂雙目空茫，一家六口的命運彷彿都已失明，上人決定再難也要為盧丹桂治療，找回這個家庭的眼睛。遂送她到醫院開刀，負擔了五千多元的費用。
不料，後來盧丹桂因用三顆高麗菜煮粥，被先生責罵，竟自殺了。這件事，讓上人對濟貧有了更綿密的眼光—他深深有感，即使受助戶境況好轉停止補助，仍需保持關懷、後續輔導。盧丹桂的往生，催生了慈濟的「個案複查」制度。
制度來自於守護，守護悲涼命運、風雨人生。比如在木瓜溪的溪床上。用蘆葦桿編成的破爛草屋，伶仃獨立、八十一歲的孤苦老人李阿拋住在裏面，靠著每月一百元的政府救濟金過日子。
上人和慈濟委員進門探望時，失明的阿拋伯正蹲在屋角，佝僂著身子，用手摸找一把草束，準備在石頭小灶上升火煮食。灶裏是草，全屋是草，火舌跳躍，萬一星火飛燃，眼盲的老人如何求救？上人非常擔心。颱風將臨前，上人冒著豪雨再度造訪，決定為阿拋伯蓋一間屋子。
那是1967年，慈濟功德會雖然尚在草創的艱辛中，仍縮衣節食籌措六千多元用作建屋費用。當時服務於花蓮鐵路局南華站的站長張榮華，感動於這一分悲心，慨然捐出自家甘蔗園裏的十坪地，讓阿拋伯終於有了一間空心磚、水泥砌、鐵皮覆頂的新屋。
阿拋伯的新屋，空心磚裏滿是實心的善行。這是慈濟為貧戶援建屋舍的首例。
一切方法，立基在誠正信實
我期待每一位慈濟人，都要內修「誠正信實」，外行「慈悲喜捨」。慈善救濟的方式有長期濟助與急難救助；善款的運用則秉持「誠正信實」，且要一元當作兩元用、親手遍布施。—證嚴上人
如林曾老太太，如盧丹桂，如李阿拋，許許多多的苦難人，是社會底層幽幽疼疼的痛處；陰影中的命運，需要一個扶持的力量，扭轉向光。這樣單一的濟助個案，到了1969年，慈濟動員了第一次大規模的急難救助。
那年中秋節，強烈颱風艾爾西來襲，上人正在豐原為母親祝壽。從收音機裏得知台東卑南鄉魯凱族部落大南村（今東興村）發生空前大火，全村已成廢墟。上人憂心如焚，打算立刻啟程東返。母親告訴他：「颱風才剛過，你就是想走，車子也不知能不能通行？」他回答母親：「即使用走的，我也要趕回去。」
這場大火一夜之間，燒燬房屋一百四十八戶，死亡四十四人、輕重傷五十五人，七百多人無家可歸。上人一回到花蓮，立刻和慈濟委員趕赴台東。由於颱風剛過，多處交通受阻，鐵道橋基顫顫巍巍，從疏落的枕木下望，湍湍急水轟然奔流，大家咬緊牙關，趴著爬過一格格懸空枕木，過橋勘災慰問。
上人思量僥倖逃生的人，雖食宿已有著落，然而身無長物，尤其時節已過中秋，天候漸寒，最需禦寒之物。於是購買一百四十八件毛毯，每戶一件，並有救濟金與衣服。
溫慰苦難的毛毯，進入了時間底層
1995年，在慈濟全台委會員聯誼會上，上人見到了沈為信先生。他手中捧著一條毛毯：「這條毯子我要送回來還給師父。」
上人一時納悶，拿起仔細一看，原來就是二十六年前大南村火災時發送的救濟品。前塵往事湧上心頭，上人撫著毛毯：「當年那些毛毯，從我手中一一贈送給災民，厚厚實實的新毯子，體積龐大。經過二十幾年，洗滌再洗滌，已變成薄薄的一件毯子了。」
毯子薄了，歷史厚了。沈為信說：「很感恩慈濟，當年一家七個人全靠這條毯子活下去，陪我們度過二十幾個寒冬。」
其實在送回毛毯的前一年，沈為信曾從台東到花蓮，參觀了慈濟的建設後，捐了一萬元善款。他悄悄而來，悄悄離去，隨之生起一念，要把毛毯送回慈濟，「因為它是最珍貴的紀念品。」送回毛毯那天，沈為信又捐了一萬元：「孩子都大了，做得到就要做啊！」
善的回流穿越毛毯，毛毯記憶了當年的溫度，記憶了1969年慈濟第一次急難救助的思慮過程和決策心路。
1973年10月，強烈颱風娜拉的外圍環流，為東部帶來豪雨，引發嚴重水災。上人面臨慈濟創立七年來最大的艱鉅—災域廣泛、交通中斷，東部嚴重的災情傳不到正在慶祝國慶的西部；號召救災，十分困難。
卻在這克難時刻，賑災規模一舉建立。當時上人剴切呼籲，募得善款六十多萬元；如何嘉惠最需憫恤的災民，他的觀點正在運生制度：「這些錢，分分都是心血，許多人的精神勞瘁，才累積了這筆款項；如果我們用得不適當，不但失去了賑濟救災的意義，更對不起捐款人的善念。如何做到受施者得實惠、布施者得安樂，需要用心。」
根據台東提供的詳細災民資料，逐一過濾、深入複查，確定出六百七十一戶災後無法復原，於是，造冊列為濟助對象，隨即進行發放。至此，一套賑災的模式—「勘災、造冊、發放」，首度建立起來了。建立在風雨飄搖之後、構築在迅速動員的執行力裏，成為慈濟日後對應災變的根本程序，於急難時從容運作。
隨著經驗累積，慈濟建立的「長期濟助」、「急難濟助」、「房屋修繕」、「冬令發放」、「大型賑災」等五大基本模式，至今依舊是最主要的慈善工作型態。
慈濟這最初的十餘年，與西方學者將1965年到1974年視為台灣經濟發展的「黃金十年」，彷彿兩條隱形線，隱約相合，在時代巨輪的轉動中，同時綻現金色光澤。
結合醫療，讓慈善更徹底
貧民如乾涸土地上的小草，需汨汨水源才得存活；因此我以「掘井人」的精神建設慈濟醫院—集合眾人的力量挖井，直到掘出清泉、水源沒有枯竭的顧慮，病痛苦難的眾生就能長期得救了。— 證嚴上人
「四十年前我決定做慈濟時，就告訴自己：救世要從救心起，人心不救，世間難救。」上人指出心是根源。
救心下手處，慈善第一步。然而苦難愈救愈多，上人愈走愈遠。從1970年開始一年兩次的全台巡迴，上人經過六年的個案累積與探究，「我分析他們的家庭人口、生活背景、身體狀況等等。除去孤老無依、孤兒寡婦，其餘歸納原因，結論是『貧因病起，病由貧生』。」
特別是在經濟日漸起飛之際，卻有許多中年人士成為救濟對象。本該事業有成的年紀，也不是找不到工作，但卻因為意外或生病，讓家庭失去經濟支柱，甚至影響下一代的就學。既然是「因病而貧」，那就從醫療下手。上人興起一個大膽的念頭：「慈濟除了救濟之外，必定要建設醫院。慈善與醫療結合，從根本終結貧病相生的惡性循環，這才是徹底的救濟。」
對救濟有了更透一層的定義，1979年夏天，建設醫院的構想正式提出了。上人這個決定，加速了慈濟的脈搏，激揚著每一位跟隨者的神經。
慈濟委員奔走大街小巷勸募，挨家挨戶匯聚愛心。募款之外，還兼差當清潔工、到夜市攤販當洗碗工；甚至凌晨兩點掃街賺錢、四點到果菜市場批菜賣菜，接著再去勸募。從五元、十元、一百元地慢慢累積。
日本人士提出捐款兩億美金的時候，上人感謝但婉拒了；因為他認為，慈濟要蓋的這所醫院，是讓生活在台灣的人感到最貼切、最親近的，要達到這個理想，必然得匯聚很多人的愛心。上人決定以「福田一方邀天下善士」，相信只要台灣人願意，人人一分小小的力量集合在一起，必能凝鑄起一座醫院。
整地的時候，主婦帶著菜刀、柴刀、鋸子，壯丁開進推土機、挖土機、怪手。跟著紮起長衫、戴著斗笠的上人，彎腰整平土地，為一座醫院的成形奮進不息。
第一次動土的時候，上人看著眼前的土地，那麼平坦廣漠；眼前的眾人，那麼熱忱同心；東部對醫療的需求，那麼迫切；而實現理想的路，那麼重重困難。千斤沉重一肩擔，他噙含淚水，咬緊牙關。
義賣的時候，不論達官貴人，或者尋常百姓，有人捐出全部首飾，有人捐出所有嫁妝；民眾義買之後又再捐出義賣，甚至有人捐出畢生積畜，或是房契、地契。
上人講經的時候，隨著他的衲履足跡，引動了人流—委員不斷產生、志工快速激增、會員遍布全台。整個社會的廣大共鳴，上自富商巨賈，下至升斗小民，十方傳動，融流千萬善心，集體凝聚。
一座醫院創造無比光熱。這位自稱「憨膽」的上人，背後緊跟著一群「傻勁」的弟子，不僅改變花蓮的地平線與天際線，更刷新社會視線。一群中高年婦女構成的力量，可以蓋成一座現代化醫院，社會意義深邃。
慈濟委員在勸募遭受質疑、嘲諷、挫折時，因上人教導而得到身心淬煉；以及，人群潛藏的愛因委員奔走引動而釋放熱量，同時都在讓台灣這個島嶼經歷深層的挖掘。良善之泉，汩汩湧生，在傳統價值逐漸瓦解的社會情境中，其精神意義，已大層面地鋪展於硬體意義完成之前。
從1979年提出建院，到1986年醫院落成；台灣正經由十大建設而邁入現代化國家之林，興建機場、高速公路、鐵路、海港，扶植鋼鐵、石化與造船等基本工業，台灣經濟快速飛馳。1980年北迴鐵路通車，貫穿東西交通命脈，更為東部帶來了參訪慈濟的人潮，為全台帶去了慈善種子的擴散。慈濟的慈善理念和工作模式，正是在此時拓展於全台。繼屏東分會於1977年啟用，台北、台中分會也都陸續落成。
社區志工，伸出援手的最近距離
我們的社會需要「復古」—恢復傳統社區的溫情。談「情」，不一定是血緣之情，而是清淨的「覺有情」；若能在社區裏提倡敦親睦鄰，讓周遭孤苦無依的人得到細心的照顧、在急難來臨時相互幫助，社會就會處處充滿溫暖。— 證嚴上人
慈濟建院，觸動了台灣社會無數善心；1986年慈院落成啟業，慈善工作由「治標」深入「治本」，實質的濟世行跡，更獲大眾肯定。
以會員人數觀之，1987年初總數突破十萬人，到了年底激增至二十萬人。意即，第一個十萬人以十二年時間才邀集，第二個十萬人，只用了一年光陰。1990年底突破一百萬人，四年間會員人次增加十倍。跨入1990年代的慈濟，會員每月以十萬人的速度成長，由兩百萬而三百萬更臻四百萬，成為台灣最大的民間團體。
慈濟蓬勃發展的原因之一，與台灣自1980年代末期以來，經濟高度發達有相當關連。慈濟引燃了人心隱藏的感恩與回報。上人瘦弱身軀、宏大悲願所流佈的強大心靈感染力，社會變遷、道德模糊所導致人心深層的需求，台灣在傳統社區消失、都市化快速的時刻，慈濟所延續的道德傳統、創建的嶄新價值，接合了心靈斷層，成為人們精神的歸趨。
十大建設，帶領台灣經濟發展、社會轉型，迸發熱力。那真是一個值得感恩的年代，台灣的經濟工業，發展為「科技導向」的資訊社會，高居世界一、二的外匯存底，創造出空前的物質富裕時代，建立了世界所稱譽的「台灣經濟奇蹟」。
然而，那也是一個值得省思的年代。1990年代中期到2000年代中期的十年間，許多因經濟奇蹟而致富的人，在物質欲望、金錢遊戲中，迷失心靈，台灣被外國媒體冠上「貪婪之島」的稱號。精神空虛，價值混淆，道德淪喪，在脫序的社會中，人們經歷了物質的滿足，漸漸希求心靈層面的依歸。散布於台灣民間，以「人」為關懷對象的全台社會團體，已達到八百個組織。
1996年，賀伯颱風重創全台，大水淹沒城鎮，民眾攀坐陽台，等待救援。慈濟大區域調動人力、物力投入救災；然而交通幾乎癱瘓，行程受阻。上人由此看到了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無可抗拒的因素往往耽誤救災第一時間。
組織在轉動，上人的內心也在轉動。他深刻思索著，如果慈濟能把每一個社區組織起來，不是更能掌握時效展開救援嗎？人力資源如何妥善調度、淨化人心工作如何突破人際疏離，喚起「敦親睦鄰、守望相助」的最高效率？他心中浮現一張新藍圖，「社區志工」的思惟，嶄新提出。
這場風雨，升高了上人守護人群的緊密度。
在此之前，慈濟組織型態是「跨區域性」聯繫；而如果就近在社區，委員、慈誠、環保志工三股人力在地串連，力量就更緊實集中。上人對慈濟人說：「過去我說要淨化人心、祥和社會、天下無災難，那是觀念的呼籲，讓大家知道這個方向。現在因緣成熟了，我要開始去實施了…我現在告訴各位，淨化人心、祥和社會，就是『落實社區志工』。假設一萬人的社區中有五十位慈濟委員、五十位慈誠隊員，這一百個有效的力量，就能在這個社區帶動一萬個民眾。」
文化學者余秋雨，在1997年會見上人時曾說：「現代人經濟發展後，就處在一種精神危機中。所謂精神危機並不是家中吵架之類，而是精神上的無所適從。在這樣的狀況下，還有那麼多人能夠投向宗教的慈善事業，我覺得是了不起的，這也說明了台灣精神領域有一種很好的走向。」
台灣的走向，自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而資訊社會，經濟結構巨變，矛盾、困惑充斥人心，使得社會所需要的慈善工作已不同以往。慈濟也因應時代需求，由濟貧內涵逐漸轉型為針對不同族群、不同社會議題，而規畫不同方案，結合多元的志工文化，輔導陪伴案家。
無論天災人禍，或是心靈的災難，伸出援手最近的距離，就在社區。
「社區志工」這項革新的作法，對慈濟影響深遠。在慈善工作上，以鄰里為單位重新編組後，慈濟人的訪視與關懷更加深入而全面。尤其顯著的是，於大型災難救援中，在地的迅速回應，發揮了極大效益，諸如連續幾年夏秋風災、空難、乃至九二一大地震，讓救援可以走在最先、做到最後。
安心、安身、安生—災難援助三階段
1999年9月21日，凌晨一點四十七分台灣發生大地震，慈濟全台四個分會、十四個聯絡處立即啟動，人力、物力迅速集結。兩點半，台北慈濟人已出現在松山「東星大樓」、新莊「博士的家」；三點不到，豐原慈濟人帶著水、毛毯及食物前往東勢救援；五點半，在各個災變現場，慈濟人已率同當地居民開始供應熱騰騰的早餐；天亮後，各地慈濟人透過扎根頗深的社區系統，開始發放慰問金。
在慈濟，志工救災訓練與經驗的養深積厚，已內化為一種細胞或基因的存在，一遇緊急狀況，自發性反應立刻從每個人身上啟動。當許多既有的救災系統，因不曾遭遇如此災難而反應稍慢，在地慈濟人即能在第一時間成立救災中心，外地慈濟人也迅速組織支援系統。這是慈濟社區志工影響慈善工作最具代表性的實例。
從「安心」的急難救援，到「安身」的大愛屋興建，到「安生」的希望工程與長期關懷，以三階段救災工作，上人層層鋪展愛的佈局。從此，更奠定了慈濟災難救援工作最完整的模式，此一模式甚至影響後來印度洋大海嘯等國際賑災的思維。
上人前進的步伐一向極快，九二一又讓他轉動更迅速的節奏。因為從災難裏他看到—因緣正在惡化、世間正在敗壞，他希望扭轉頹勢。
災後兩週，慈濟援建中小學的「希望工程」小組已經成立，因為上人要讓「在世紀末倒下的，在世紀初建立起來。」他站在更高的觀點上詮釋：「九二一的破壞，是新世紀的希望。」
在二十世紀與二十一世紀的交界、在地層與人心的斷裂處，一座座學校，湧地而出。那不只是一個建築體，更是一個記憶——記憶人心與大地的創傷如何被撫慰；記憶來自全球的付出在此大愛為梁、智慧為牆；記憶在鋪設連鎖磚時手手相接、念念連結的人心之善；記憶一顆善的種子、十顆善的種子、千萬顆善的種子，在百年的傷痛裏，挺起了扭轉苦難、支撐台灣的力量。
真誠的愛，化不可能為可能
有愛就有福。能助人的人是有福的，所以要時常自我祝福：希望我們所住的這片土地平安無災，人人富有情與愛、富有力量去救援需要幫助的地方。
— 證嚴上人
人心善的共振，上人不只於台灣一再引動；慈濟的膚慰，也從1991年起跨過海峽，踏出大陸賑災的第一步。第一步的因緣，來自於水。水的力量，可以破壞，也可以創造。1991年夏天，奔騰洪水對大陸華東華中造成的破壞，上人以一念救災的堅持，創造了大愛的新流向。
看到半個中國大陸泡在水裏，上人吃不下、睡不著，災民饑寒影像時時縈繞，他經常落淚。面對幾十年心結、政治迥異的兩岸形勢，要前往大陸賑災，他自問：「可能嗎？」他自答：「要化不可能為可能。」打從決定救濟大陸，上人就站在反對聲浪的中央，逆勢而行。有人說，慈濟是不是太有錢，台灣不救，救到大陸去？
「1991年開始到大陸去，那時候，我變成台灣的罪人；直到現在，我還沒有被原諒。但我還是沒有停息。」上人認為，救災是一種人道精神，那裏有苦難，就去那裏；任憑人言紛紛，不能因此裹足不前。
他力排眾議，堅持去碰撞固有的思惟模式，去消融硬化的歷史關係。他預知這會是一條波折之路，但是「要從『事』達到『理』，一定要經過碰碰撞撞；端看自己有沒有毅力、勇氣去突破」。
第一批前往大陸的慈濟志工代表，謹記上人的叮嚀：「是我們要來求人家讓我們賑災，所以要低聲下氣。」因而自始至終面帶笑容，離開時還向對方說謝謝。初勘之後，依照「重點與直接」兩個原則，除了發放米糧衣被，並擇定特重災區為流離失所、無力復原的貧農建屋。
既是水的力量流去了家園，上人就要讓人心大愛如水遒勁，下切到歷史的岩層，成為一個承載的力量，扶著災民從漂流中站起來。上人的另一個堅持是，要求主管機關讓住民擁有土地所有權和建物使用權。這個想法一出，許多人紛紛反應：「師父，那是不可能的，大陸沒有私人所有權。」
上人只有一句話：「慈濟所做，就是要把不可能化為可能。」因為他相信，愛一定能感動對方。當時兩位副總執行長林碧玉及王端正，非常用心溝通，真的讓大陸當局把地契打包成幾十箱，寄回台灣蓋章。
搬進新家，災民把這兩份來自台灣慈濟及大陸政府的所有權狀，鄭重放在神桌上，祖上先人見證了愛的兩岸合流。
自此大陸賑災十多年，慈濟基金會副總執行長王端正的一段話，繪出了全面圖譜：「慈濟人的足跡已踏遍了大江南北，也登上了高原大漠，更走遍了窮山惡水。不論救急的糧食、衣被；安身的房屋，以及學校的重建、醫療的協助，只要我們能力所及、只要受災民眾需要，我們無不義無反顧，全力以赴。」
遙闊的中國大陸山河，上人不曾去過，但天涯咫尺。「只要有人去，我就會看到；只要有人幫我走到，我就能體會到。所以愈做愈深入，幫助更多需要的人。」
上人的眼光永遠超速於眾人視線的最前端，一開始他就預見了成果。「雖然有人會覺得：為什麼我要做這麼困難的事情？但只要我們很用心，幾年後，心靈的回收一定會覺得很值得。」上人在這件事上看深也看遠，「大陸人口佔世界四分之一，我們能藉扶困因緣廣布愛的種子，將來他們就會帶動善與愛的循環。這是不可忽視的深遠力量。」
經過1991年大陸賑災的運作試煉，慈濟的國際救援，確立了可行的模式，不分國籍、種族、信仰、地域，只要眼睛看得到、腳走得到、力量能及之地，都願伸援。自酷熱難耐的熱帶，至天寒地凍的北極圈，足跡橫跨歐、美、亞、非、大洋洲。
教富濟貧，濟貧教富
「教富濟貧」是教導富者，看到窮苦的人生能察覺自身的有福，進而付出一分愛去濟助貧苦。「濟貧教富」是濟助貧苦，使能溫飽度日，進而堅強自立，並知所回饋，願當救人之人。如此人人開發出心靈的富有，就能造就亮麗的社會。—證嚴上人
昔日的慈善事業，無論是財物捐輸、貧病傷殘救助，大多基於同情，將慈善視為一種施惠。但是，近代的社會福利則認為，對不幸者的服務，只是盡社會一分子的責任。
比如倫敦的慈善組織會社，工作人員皆屬兼職，許多更是有錢人家的女兒，她們被英國報紙稱為慈善的淑女。但是由於中產階級意識，這群手執雨傘、麵包籃，穿著蓬蓬裙的兼職工作人員，無法深刻體會中下階層的生活。美國在1890年代就發現，這種屬於好心做好事、但有著白領階級意識的慈善，經常行不通，因為他們無法理解窮人的想法。
慈濟從一開始，便試圖打破「有錢人才能做善事」的成見，會員大多為市井小民。上人讓行善成為普世價值，「竹筒歲月」中會員每天存五毛錢，「五毛錢也能救人」的觀念，明白點出「行善不是有錢人的專利，而是有心人的付出。」
對於慈濟的慈善志業，上人歸納為兩大類，一是「教富濟貧」，一是「濟貧教富」，這是應乎富者和貧者不同處境，而設想的引導方向。
所謂「教富濟貧」，上人詮釋：「教導富者從濟貧中，開發心靈財富。比如對事業成功、生活優渥的企業家，應打開他們的心門，使其除了會賺錢，也要會用錢；引導他們付出心或力，去幫助有困難的人，使他們感受到付出的快樂就是心靈最大的財富。」
所謂「濟貧教富」，上人指出：「濟助貧者，同時使之富有愛心，鼓勵他成為幫助別人的人。就如迦葉尊者引導貧婆供養破布，使貧婆也有機會歡喜布施愛心。對於貧窮的人，不只要照顧他們的生活，使其溫飽，還要啟發其悲心善念，在付出中感受到心靈的豐足。」
有一位長期受慈濟照顧的老人家，聽到慈濟要援助伊朗地震，立即捐出一個月的生活補助金。他說自己受到政府和慈濟照顧，生活無虞，現在伊朗有難，捐出一個月的生活費幫助災民，很有成就感。慈濟的感恩戶們經常有人因感念社會大眾的愛心，極盡地省吃儉用捐款，或者付出勞力，幫助比自己更困苦的人。
「教富濟貧」是修福，「濟貧教富」是修慧，兩者都有教化意涵。
對於「慈善」，上人有多層次的縱觀，慈善不只在撫慰一時的苦難，更在改造一生的心靈、轉化累世的業因。「人人心中都有一個大倉庫，任一舉動不論行善或造惡都是在下種：種善因得好果，種惡因得壞果，因果都收藏在八識田中。學佛要認清因果，依佛陀智慧的引導改變業因，也就是醫學所說的基因；若有優生的基因品質，生命的果實自然清淨。」
慈濟人從修行中，改變自我心念、轉化生命基因；同時執行上人的教示—救災的用意，不僅給予物質賑濟，還要轉動受助者的心輪，引導修正偏差的習性，調整至光明的方向，幫助他們也學著為人付出，種下善因，才有機會轉惡緣為福分。
要尊重與感恩受助的人，有朝一日他也會自我尊重；千萬不要讓他認為自己永遠是接受幫助的人，如此他會自卑，他原有那分與佛平等的智慧和愛也會萎縮。」上人認為，不讓受助的人養成依賴，留給他自立自強的空間，才能把貧窮的人，變成有力量的人。
從「善人」到「人人」的慈善；從「物資」到「心靈」的慈善；從「接受」到「回饋」的慈善…大愛傳達並循環著。慈濟不論在慈善觀念或慈善行為上，匯通傳統、創新價值，為台灣四百年慈善史，作新註、引新路。
資料來源：取自慈濟月刊473期
曾經在台灣投注大量關懷的國際慈善組織，完成階段性任務後，陸續將資源轉向世界其他更需要的地方。在本土慈善組織尚未茁壯、青黃不接的時刻，台灣仍有一百三十萬人口，處於政府的貧窮線下，需要援助。
時年二十九歲的證嚴上人，在台灣貧窮的「後山」花蓮，克難地將「慈濟」組織起來。慈濟，是當時少見的本土慈善組織，意味著台灣這塊土地，有了舉起自己的力量…
慈善行履四十年來，人性善的良能不斷被啟發，從家庭主婦日存五毛錢的胼手胝足，到各行各業共襄善舉；從一念悲心始的濟貧模式，發展出組織嚴實的社區動員；從提供身體的溫飽救治，擴及關照心靈的匱乏與不安。
溯源來時路，正是見證台灣豐沛、善美的慈善生命力。
親自投入訪視第一線
站在吳阿通家門前，證嚴上人望著傾斜嚴重的簷頂，彎身進屋。
這個低矮得幾乎要用爬行才能入內的屋子，一貧如洗；吳阿通雙眼失明，妻子徐秋妹精神失常。一個眼盲，一個心茫，三歲以及五歲的兩個孩子，長年營養不良而疾病纏身。上人前來訪視，看到孩子形銷骨立，上前輕輕牽起孩子的手，一握，心中大震—第一次摸到那樣骨瘦如柴的手，皮肉鬆衰，手腳彷彿就要脫落。上人暗暗大吃一驚。
「三餐都吃什麼？」上人問這家人。
吳阿通指了指，「在那裏。」黑漆漆的屋裏無燈無燭，藉著窗口透進的一線微光，上人才看清角落三塊石頭架起的爐灶上，放著半片破鍋。掀開鍋蓋一看，裏面是枯枯黑黑的番薯藤，「你們就吃這個？」
「是啊！」吳阿通回答。
失明的吳阿通無法謀生，靠著鄰人雇為長工，每月工資三百元維持著一家生活；徐秋妹經常必須撿拾番薯及番薯葉，四人才足以果腹。枯黑的番薯藤，枯黑的人生，上人默默酸鼻、意志堅實：「濟貧工作一定要繼續，讓苦難人有米煮、有菜吃。」
這是1967年的一樁個案。一年前佛教克難慈濟功德會創立，上人親身訪貧，走入一處又一處的破落門戶，彎身的姿勢，是一切悲心最初始的姿勢。
吳阿通的個案，只是無數時空拼圖中的一塊，顯影了社會中的赤貧、赤貧中的慈善。數十年後，上人回顧慈濟最起始的志業：「因為做慈善，讓我眼界大開。若不是親自與苦難人接觸，我無從知道這樣的世間疾苦。」
出身優渥門庭，而成一介寒衲，上人自述出家心境：「因為我覺得人生如舞台，而每個人都在舞台上扮演一個至多個的角色，我想超越舞台來看人生。」
看到苦難的人生，慈濟功德會創立；慈濟功德會創立，看到更多苦難的人生，蝸居在社會底層。這樣的人生，上人不只「看」，更要「扭轉」，於是從東台灣的貧困底層起步，走菩薩道路，開始凝聚扭轉的能量。
打開第一道門
1966年，上人出家的第四年。一天，來了三位天主教修女。
她們來向上人傳福音，談到彼此的教主、教旨、教義；天主的博愛與佛陀的慈悲，坦然相遇。修女臨離去前，提出了一個問題：「佛陀的慈悲普及一切生命，確實很偉大。而天主的博愛雖只為人類，但我們在社會上辦養老院、醫院、學校，即使遠在深山、海邊、離島，也有教士、修女去救助貧困人群，提供麵粉、衣物。而佛教有嗎？」
佛教有嗎？大哉一問，重重觸動上人的省思——如何才能把佛教無形的精神能量，化成有形的行動力量？
上人如此回憶他當年的心路歷程：「二十世紀時代變遷很大，經歷了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台灣戰後十多年，人民生活辛苦、思想保守。1960年後，台灣社會漸漸穩定，人心對宗教的需求逐漸增加。然，當時的佛教，大小乘都偏向於精神層次的提升。比如日本研究《法華經》很用心，但是再怎麼研究都是在學問上、精神面打轉；而東南亞泰國、緬甸、越南一帶的修行人，總著重於生活細節。這兩者對於人們現實的生活，有多少幫助？那時候我不斷在思考。」
上人所思考的台灣，是一個從殖民與戰火脫身後的虛疲島嶼。1945年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砲聲遠去，日本政權遠去，而來臨的是，社會的蕭條、人民的貧窮，以及從大陸播遷來台兩百萬軍民的人口壓力；一切百廢待舉。此時，美國的挹注如及時雨露，從1951年到1965年的十五年間，共提供台灣十五億美元的經濟援助。
當時台灣一千兩百萬總人口中，貧民佔了一百二十萬至一百三十萬人。政府經費絕大部分用在軍事國防與工業發展，以維持政經穩定；對災害救濟、貧民救濟等社會福利支出，僅佔年度總經費的百分之五到八。還在發酵期的社會福利，以軍人、公教與勞工的社會保險為主，德澤尚未普施於一般人民。
處身其間的上人，親歷時代的困頓步履，他思考的軸線不只近觀眼前社會，遠溯佛陀時代更給了他穿透性的眼界。
兩千多年前的印度是個不平等社會，佛陀雖生於富裕皇宮，可享奢華生活，卻能體會賤民苦難、洞見婆羅門教的階級歧視。出離家世、修行成道的佛陀，赤腳、托缽、說法，隨緣度眾，穿走在當時當地的人群裏。這是佛陀本懷的原始佛教。
然而，佛教經過兩千多年的演變，原始法教中慈悲為懷、力行實踐、濟世利他的精義已逐漸式微；代之而起的是自修自度、隱居山林、與世隔絕的叢林生活。
「此時，此地，此人」的關懷，到中國的清末民初已蕩然無存，社會知識輿論強烈質疑：佛教講的時間，從過去到現在到未來，推拓遙遠，但「此時」的問題沒有解決；佛教講的空間，有東方世界、西方世界、十方世界，但「此地」的社會問題沒有解決；佛教講的眾生，有佛、菩薩、聲聞、緣覺、天、人、阿修羅、地獄、餓鬼、畜生等十法界，但「此人」本身的問題沒有解決。
面對如此評議，正是當時的印順導師憂思中國佛教的痛處—佛，真的遠在遙不可及的天上嗎？《阿含經》：「諸佛皆出人間，終不在天上成佛也」一語，讓印順導師拈出「人間佛教」的思想內核；人間佛教的種子，開始播灑於當時的1940年代。
而在1960年代切切尋思佛教之用的上人，承接了這一線綿延的法脈內蘊。師父印順導師叮囑他的六個字「為佛教，為眾生」，讓上人貫通了整體視線：「佛陀從一己所處時空，深思人類的不平等現象，從而尋找人生真理，解救人們身心痛苦。這給我很大的啟示，使我覺得，佛教不單止於研究，也不是靠形態上的苦修，而是要把握生命的時間—亦即時代脈動；利用所處的空間—所生、所長的台灣。『台灣這個環境』以及『現在這個時代』應該連成一體，也就是說，台灣這整個空間就是我的道場，我應該把握此時此刻，去發揚、落實佛陀的精神。」
佛陀法教、印順導師思想，成為上人行動背後的歷史縱深；他觀察社會困苦，回應台灣時世，理出了第一步：「我認為，我應該從最貧窮的地方開始做起。所以，慈濟的第一道門，開的就是『善門』。」
親耳、親眼、親手、親腳
慈善是慈濟志業的根基；而慈善工作要達到「直接、重點、務實」，就必須借助訪視。進行訪視可說是福慧雙修—走入案家，看到人間疾苦進而伸援，就是造福；看盡人生形貌而有所悟，智慧即能提升。—證嚴上人
親到案家，深入訪視，這樣的場景，也出現於十六世紀的中國明朝、十九世紀上半葉的蘇格蘭小鎮、十九世紀下半葉的英國倫敦。
1860年倫敦的慈善組織會社（Charity Organization Society，簡稱C.O.S.）成立，這一個跨越基督教與天主教教派的團體認為，幫助窮人不應該只是施捨金錢，長期的目標更要藉由「科學的慈善」（Scientific Philanthropy）來恢復受助者的工作尊嚴，使他們能夠自給自足。
為此，慈善組織會社發展出一種「友善訪問者」（Friendly Visitor）的服務模式，透過友善訪問者探訪貧困者的方法，除了收集貧民人格與行為問題的成因、建立相關的診斷資料外，還要給予這些受助者所需的輔導和相關的協助。
親自帶領委員深入社會暗角、關懷貧病的上人，身處1960年代的「後山」花蓮，不可能有宏觀的「資訊」可供參考，但卻有宏觀的「心眼」煥發力道，這等敏睿，完全來自「親耳、親眼、親手、親腳」田野調查的經驗。
西方發展出來的社會學個案工作原則，對照於當年跟隨上人訪貧的那一群中高年齡的家庭主婦，這群老委員，正如曾經被賦予的形容：「台灣歷史上最有創意、最有遠見、平均年齡最高、平均學歷最低的社會工作者。」
這樣的形容，來自於她們的行動。而行動，是高度喚醒內在的讀經。
透視貧、病、殘的根本需求
慈濟人稱貧戶為「感恩戶」，並非要對方感恩慈濟的幫助；而是慈濟人感恩對方示現貧、病、殘，使人警惕世間無常，從而知足惜福。付出的同時要「感恩」，才能真誠地去疼惜苦難人。— 證嚴上人
經典入心，是思想的鋼骨結構，穩持一股行菩薩道的力量，這是上人為慈濟人的「內修」架梁。而「外行」慈善的志業結構，在行動中步步架設，每一次經驗都成為下一次經驗的基底骨梁。從第一個個案開始，守護眾生的機制，一層一層應運而生。
林曾老太太，就是1966年慈濟功德會創立後，第一個長期濟助對象。
這位孤寡貧病的八十五歲老婆婆，蝸居在三個榻榻米大的破屋中。早年，曾經收養一個兒子，不料養子早逝；之後，又收養一個孫女，以為晚年有依，無奈孫女離家流浪，不知所終。老婆婆從此孑然一身，年老力衰加上患有哮喘，讓她經常飢寒交迫。
獲知老婆婆際遇，慈濟按月濟助白米一斗、現金三百，並請人為她燒飯、照料起居，直到1970年老婆婆往生。
收養兒子、收養孫女，皆寄望落空，生命最後的四年，是溫暖的人心，「收養」了這位無依的老婆婆。
患有青光眼的婦人盧丹桂，是慈濟的第二個個案。她有四個孩子，先生是撿字工人，收入微薄，原本靠她賣菜貼補家用，但自從失明後，既無法工作，也不能理家。
上人前往訪視。一進門，看見盧丹桂坐在床沿，床鋪凌亂，棉被裏的棉絮被孩子們灑落一地，兩隻老鼠正在床上跑來跑去。看著盧丹桂雙目空茫，一家六口的命運彷彿都已失明，上人決定再難也要為盧丹桂治療，找回這個家庭的眼睛。遂送她到醫院開刀，負擔了五千多元的費用。
不料，後來盧丹桂因用三顆高麗菜煮粥，被先生責罵，竟自殺了。這件事，讓上人對濟貧有了更綿密的眼光—他深深有感，即使受助戶境況好轉停止補助，仍需保持關懷、後續輔導。盧丹桂的往生，催生了慈濟的「個案複查」制度。
制度來自於守護，守護悲涼命運、風雨人生。比如在木瓜溪的溪床上。用蘆葦桿編成的破爛草屋，伶仃獨立、八十一歲的孤苦老人李阿拋住在裏面，靠著每月一百元的政府救濟金過日子。
上人和慈濟委員進門探望時，失明的阿拋伯正蹲在屋角，佝僂著身子，用手摸找一把草束，準備在石頭小灶上升火煮食。灶裏是草，全屋是草，火舌跳躍，萬一星火飛燃，眼盲的老人如何求救？上人非常擔心。颱風將臨前，上人冒著豪雨再度造訪，決定為阿拋伯蓋一間屋子。
那是1967年，慈濟功德會雖然尚在草創的艱辛中，仍縮衣節食籌措六千多元用作建屋費用。當時服務於花蓮鐵路局南華站的站長張榮華，感動於這一分悲心，慨然捐出自家甘蔗園裏的十坪地，讓阿拋伯終於有了一間空心磚、水泥砌、鐵皮覆頂的新屋。
阿拋伯的新屋，空心磚裏滿是實心的善行。這是慈濟為貧戶援建屋舍的首例。
一切方法，立基在誠正信實
我期待每一位慈濟人，都要內修「誠正信實」，外行「慈悲喜捨」。慈善救濟的方式有長期濟助與急難救助；善款的運用則秉持「誠正信實」，且要一元當作兩元用、親手遍布施。—證嚴上人
如林曾老太太，如盧丹桂，如李阿拋，許許多多的苦難人，是社會底層幽幽疼疼的痛處；陰影中的命運，需要一個扶持的力量，扭轉向光。這樣單一的濟助個案，到了1969年，慈濟動員了第一次大規模的急難救助。
那年中秋節，強烈颱風艾爾西來襲，上人正在豐原為母親祝壽。從收音機裏得知台東卑南鄉魯凱族部落大南村（今東興村）發生空前大火，全村已成廢墟。上人憂心如焚，打算立刻啟程東返。母親告訴他：「颱風才剛過，你就是想走，車子也不知能不能通行？」他回答母親：「即使用走的，我也要趕回去。」
這場大火一夜之間，燒燬房屋一百四十八戶，死亡四十四人、輕重傷五十五人，七百多人無家可歸。上人一回到花蓮，立刻和慈濟委員趕赴台東。由於颱風剛過，多處交通受阻，鐵道橋基顫顫巍巍，從疏落的枕木下望，湍湍急水轟然奔流，大家咬緊牙關，趴著爬過一格格懸空枕木，過橋勘災慰問。
上人思量僥倖逃生的人，雖食宿已有著落，然而身無長物，尤其時節已過中秋，天候漸寒，最需禦寒之物。於是購買一百四十八件毛毯，每戶一件，並有救濟金與衣服。
溫慰苦難的毛毯，進入了時間底層
1995年，在慈濟全台委會員聯誼會上，上人見到了沈為信先生。他手中捧著一條毛毯：「這條毯子我要送回來還給師父。」
上人一時納悶，拿起仔細一看，原來就是二十六年前大南村火災時發送的救濟品。前塵往事湧上心頭，上人撫著毛毯：「當年那些毛毯，從我手中一一贈送給災民，厚厚實實的新毯子，體積龐大。經過二十幾年，洗滌再洗滌，已變成薄薄的一件毯子了。」
毯子薄了，歷史厚了。沈為信說：「很感恩慈濟，當年一家七個人全靠這條毯子活下去，陪我們度過二十幾個寒冬。」
其實在送回毛毯的前一年，沈為信曾從台東到花蓮，參觀了慈濟的建設後，捐了一萬元善款。他悄悄而來，悄悄離去，隨之生起一念，要把毛毯送回慈濟，「因為它是最珍貴的紀念品。」送回毛毯那天，沈為信又捐了一萬元：「孩子都大了，做得到就要做啊！」
善的回流穿越毛毯，毛毯記憶了當年的溫度，記憶了1969年慈濟第一次急難救助的思慮過程和決策心路。
1973年10月，強烈颱風娜拉的外圍環流，為東部帶來豪雨，引發嚴重水災。上人面臨慈濟創立七年來最大的艱鉅—災域廣泛、交通中斷，東部嚴重的災情傳不到正在慶祝國慶的西部；號召救災，十分困難。
卻在這克難時刻，賑災規模一舉建立。當時上人剴切呼籲，募得善款六十多萬元；如何嘉惠最需憫恤的災民，他的觀點正在運生制度：「這些錢，分分都是心血，許多人的精神勞瘁，才累積了這筆款項；如果我們用得不適當，不但失去了賑濟救災的意義，更對不起捐款人的善念。如何做到受施者得實惠、布施者得安樂，需要用心。」
根據台東提供的詳細災民資料，逐一過濾、深入複查，確定出六百七十一戶災後無法復原，於是，造冊列為濟助對象，隨即進行發放。至此，一套賑災的模式—「勘災、造冊、發放」，首度建立起來了。建立在風雨飄搖之後、構築在迅速動員的執行力裏，成為慈濟日後對應災變的根本程序，於急難時從容運作。
隨著經驗累積，慈濟建立的「長期濟助」、「急難濟助」、「房屋修繕」、「冬令發放」、「大型賑災」等五大基本模式，至今依舊是最主要的慈善工作型態。
慈濟這最初的十餘年，與西方學者將1965年到1974年視為台灣經濟發展的「黃金十年」，彷彿兩條隱形線，隱約相合，在時代巨輪的轉動中，同時綻現金色光澤。
結合醫療，讓慈善更徹底
貧民如乾涸土地上的小草，需汨汨水源才得存活；因此我以「掘井人」的精神建設慈濟醫院—集合眾人的力量挖井，直到掘出清泉、水源沒有枯竭的顧慮，病痛苦難的眾生就能長期得救了。— 證嚴上人
「四十年前我決定做慈濟時，就告訴自己：救世要從救心起，人心不救，世間難救。」上人指出心是根源。
救心下手處，慈善第一步。然而苦難愈救愈多，上人愈走愈遠。從1970年開始一年兩次的全台巡迴，上人經過六年的個案累積與探究，「我分析他們的家庭人口、生活背景、身體狀況等等。除去孤老無依、孤兒寡婦，其餘歸納原因，結論是『貧因病起，病由貧生』。」
特別是在經濟日漸起飛之際，卻有許多中年人士成為救濟對象。本該事業有成的年紀，也不是找不到工作，但卻因為意外或生病，讓家庭失去經濟支柱，甚至影響下一代的就學。既然是「因病而貧」，那就從醫療下手。上人興起一個大膽的念頭：「慈濟除了救濟之外，必定要建設醫院。慈善與醫療結合，從根本終結貧病相生的惡性循環，這才是徹底的救濟。」
對救濟有了更透一層的定義，1979年夏天，建設醫院的構想正式提出了。上人這個決定，加速了慈濟的脈搏，激揚著每一位跟隨者的神經。
慈濟委員奔走大街小巷勸募，挨家挨戶匯聚愛心。募款之外，還兼差當清潔工、到夜市攤販當洗碗工；甚至凌晨兩點掃街賺錢、四點到果菜市場批菜賣菜，接著再去勸募。從五元、十元、一百元地慢慢累積。
日本人士提出捐款兩億美金的時候，上人感謝但婉拒了；因為他認為，慈濟要蓋的這所醫院，是讓生活在台灣的人感到最貼切、最親近的，要達到這個理想，必然得匯聚很多人的愛心。上人決定以「福田一方邀天下善士」，相信只要台灣人願意，人人一分小小的力量集合在一起，必能凝鑄起一座醫院。
整地的時候，主婦帶著菜刀、柴刀、鋸子，壯丁開進推土機、挖土機、怪手。跟著紮起長衫、戴著斗笠的上人，彎腰整平土地，為一座醫院的成形奮進不息。
第一次動土的時候，上人看著眼前的土地，那麼平坦廣漠；眼前的眾人，那麼熱忱同心；東部對醫療的需求，那麼迫切；而實現理想的路，那麼重重困難。千斤沉重一肩擔，他噙含淚水，咬緊牙關。
義賣的時候，不論達官貴人，或者尋常百姓，有人捐出全部首飾，有人捐出所有嫁妝；民眾義買之後又再捐出義賣，甚至有人捐出畢生積畜，或是房契、地契。
上人講經的時候，隨著他的衲履足跡，引動了人流—委員不斷產生、志工快速激增、會員遍布全台。整個社會的廣大共鳴，上自富商巨賈，下至升斗小民，十方傳動，融流千萬善心，集體凝聚。
一座醫院創造無比光熱。這位自稱「憨膽」的上人，背後緊跟著一群「傻勁」的弟子，不僅改變花蓮的地平線與天際線，更刷新社會視線。一群中高年婦女構成的力量，可以蓋成一座現代化醫院，社會意義深邃。
慈濟委員在勸募遭受質疑、嘲諷、挫折時，因上人教導而得到身心淬煉；以及，人群潛藏的愛因委員奔走引動而釋放熱量，同時都在讓台灣這個島嶼經歷深層的挖掘。良善之泉，汩汩湧生，在傳統價值逐漸瓦解的社會情境中，其精神意義，已大層面地鋪展於硬體意義完成之前。
從1979年提出建院，到1986年醫院落成；台灣正經由十大建設而邁入現代化國家之林，興建機場、高速公路、鐵路、海港，扶植鋼鐵、石化與造船等基本工業，台灣經濟快速飛馳。1980年北迴鐵路通車，貫穿東西交通命脈，更為東部帶來了參訪慈濟的人潮，為全台帶去了慈善種子的擴散。慈濟的慈善理念和工作模式，正是在此時拓展於全台。繼屏東分會於1977年啟用，台北、台中分會也都陸續落成。
社區志工，伸出援手的最近距離
我們的社會需要「復古」—恢復傳統社區的溫情。談「情」，不一定是血緣之情，而是清淨的「覺有情」；若能在社區裏提倡敦親睦鄰，讓周遭孤苦無依的人得到細心的照顧、在急難來臨時相互幫助，社會就會處處充滿溫暖。— 證嚴上人
慈濟建院，觸動了台灣社會無數善心；1986年慈院落成啟業，慈善工作由「治標」深入「治本」，實質的濟世行跡，更獲大眾肯定。
以會員人數觀之，1987年初總數突破十萬人，到了年底激增至二十萬人。意即，第一個十萬人以十二年時間才邀集，第二個十萬人，只用了一年光陰。1990年底突破一百萬人，四年間會員人次增加十倍。跨入1990年代的慈濟，會員每月以十萬人的速度成長，由兩百萬而三百萬更臻四百萬，成為台灣最大的民間團體。
慈濟蓬勃發展的原因之一，與台灣自1980年代末期以來，經濟高度發達有相當關連。慈濟引燃了人心隱藏的感恩與回報。上人瘦弱身軀、宏大悲願所流佈的強大心靈感染力，社會變遷、道德模糊所導致人心深層的需求，台灣在傳統社區消失、都市化快速的時刻，慈濟所延續的道德傳統、創建的嶄新價值，接合了心靈斷層，成為人們精神的歸趨。
十大建設，帶領台灣經濟發展、社會轉型，迸發熱力。那真是一個值得感恩的年代，台灣的經濟工業，發展為「科技導向」的資訊社會，高居世界一、二的外匯存底，創造出空前的物質富裕時代，建立了世界所稱譽的「台灣經濟奇蹟」。
然而，那也是一個值得省思的年代。1990年代中期到2000年代中期的十年間，許多因經濟奇蹟而致富的人，在物質欲望、金錢遊戲中，迷失心靈，台灣被外國媒體冠上「貪婪之島」的稱號。精神空虛，價值混淆，道德淪喪，在脫序的社會中，人們經歷了物質的滿足，漸漸希求心靈層面的依歸。散布於台灣民間，以「人」為關懷對象的全台社會團體，已達到八百個組織。
1996年，賀伯颱風重創全台，大水淹沒城鎮，民眾攀坐陽台，等待救援。慈濟大區域調動人力、物力投入救災；然而交通幾乎癱瘓，行程受阻。上人由此看到了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無可抗拒的因素往往耽誤救災第一時間。
組織在轉動，上人的內心也在轉動。他深刻思索著，如果慈濟能把每一個社區組織起來，不是更能掌握時效展開救援嗎？人力資源如何妥善調度、淨化人心工作如何突破人際疏離，喚起「敦親睦鄰、守望相助」的最高效率？他心中浮現一張新藍圖，「社區志工」的思惟，嶄新提出。
這場風雨，升高了上人守護人群的緊密度。
在此之前，慈濟組織型態是「跨區域性」聯繫；而如果就近在社區，委員、慈誠、環保志工三股人力在地串連，力量就更緊實集中。上人對慈濟人說：「過去我說要淨化人心、祥和社會、天下無災難，那是觀念的呼籲，讓大家知道這個方向。現在因緣成熟了，我要開始去實施了…我現在告訴各位，淨化人心、祥和社會，就是『落實社區志工』。假設一萬人的社區中有五十位慈濟委員、五十位慈誠隊員，這一百個有效的力量，就能在這個社區帶動一萬個民眾。」
文化學者余秋雨，在1997年會見上人時曾說：「現代人經濟發展後，就處在一種精神危機中。所謂精神危機並不是家中吵架之類，而是精神上的無所適從。在這樣的狀況下，還有那麼多人能夠投向宗教的慈善事業，我覺得是了不起的，這也說明了台灣精神領域有一種很好的走向。」
台灣的走向，自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而資訊社會，經濟結構巨變，矛盾、困惑充斥人心，使得社會所需要的慈善工作已不同以往。慈濟也因應時代需求，由濟貧內涵逐漸轉型為針對不同族群、不同社會議題，而規畫不同方案，結合多元的志工文化，輔導陪伴案家。
無論天災人禍，或是心靈的災難，伸出援手最近的距離，就在社區。
「社區志工」這項革新的作法，對慈濟影響深遠。在慈善工作上，以鄰里為單位重新編組後，慈濟人的訪視與關懷更加深入而全面。尤其顯著的是，於大型災難救援中，在地的迅速回應，發揮了極大效益，諸如連續幾年夏秋風災、空難、乃至九二一大地震，讓救援可以走在最先、做到最後。
安心、安身、安生—災難援助三階段
1999年9月21日，凌晨一點四十七分台灣發生大地震，慈濟全台四個分會、十四個聯絡處立即啟動，人力、物力迅速集結。兩點半，台北慈濟人已出現在松山「東星大樓」、新莊「博士的家」；三點不到，豐原慈濟人帶著水、毛毯及食物前往東勢救援；五點半，在各個災變現場，慈濟人已率同當地居民開始供應熱騰騰的早餐；天亮後，各地慈濟人透過扎根頗深的社區系統，開始發放慰問金。
在慈濟，志工救災訓練與經驗的養深積厚，已內化為一種細胞或基因的存在，一遇緊急狀況，自發性反應立刻從每個人身上啟動。當許多既有的救災系統，因不曾遭遇如此災難而反應稍慢，在地慈濟人即能在第一時間成立救災中心，外地慈濟人也迅速組織支援系統。這是慈濟社區志工影響慈善工作最具代表性的實例。
從「安心」的急難救援，到「安身」的大愛屋興建，到「安生」的希望工程與長期關懷，以三階段救災工作，上人層層鋪展愛的佈局。從此，更奠定了慈濟災難救援工作最完整的模式，此一模式甚至影響後來印度洋大海嘯等國際賑災的思維。
上人前進的步伐一向極快，九二一又讓他轉動更迅速的節奏。因為從災難裏他看到—因緣正在惡化、世間正在敗壞，他希望扭轉頹勢。
災後兩週，慈濟援建中小學的「希望工程」小組已經成立，因為上人要讓「在世紀末倒下的，在世紀初建立起來。」他站在更高的觀點上詮釋：「九二一的破壞，是新世紀的希望。」
在二十世紀與二十一世紀的交界、在地層與人心的斷裂處，一座座學校，湧地而出。那不只是一個建築體，更是一個記憶——記憶人心與大地的創傷如何被撫慰；記憶來自全球的付出在此大愛為梁、智慧為牆；記憶在鋪設連鎖磚時手手相接、念念連結的人心之善；記憶一顆善的種子、十顆善的種子、千萬顆善的種子，在百年的傷痛裏，挺起了扭轉苦難、支撐台灣的力量。
真誠的愛，化不可能為可能
有愛就有福。能助人的人是有福的，所以要時常自我祝福：希望我們所住的這片土地平安無災，人人富有情與愛、富有力量去救援需要幫助的地方。
— 證嚴上人
人心善的共振，上人不只於台灣一再引動；慈濟的膚慰，也從1991年起跨過海峽，踏出大陸賑災的第一步。第一步的因緣，來自於水。水的力量，可以破壞，也可以創造。1991年夏天，奔騰洪水對大陸華東華中造成的破壞，上人以一念救災的堅持，創造了大愛的新流向。
看到半個中國大陸泡在水裏，上人吃不下、睡不著，災民饑寒影像時時縈繞，他經常落淚。面對幾十年心結、政治迥異的兩岸形勢，要前往大陸賑災，他自問：「可能嗎？」他自答：「要化不可能為可能。」打從決定救濟大陸，上人就站在反對聲浪的中央，逆勢而行。有人說，慈濟是不是太有錢，台灣不救，救到大陸去？
「1991年開始到大陸去，那時候，我變成台灣的罪人；直到現在，我還沒有被原諒。但我還是沒有停息。」上人認為，救災是一種人道精神，那裏有苦難，就去那裏；任憑人言紛紛，不能因此裹足不前。
他力排眾議，堅持去碰撞固有的思惟模式，去消融硬化的歷史關係。他預知這會是一條波折之路，但是「要從『事』達到『理』，一定要經過碰碰撞撞；端看自己有沒有毅力、勇氣去突破」。
第一批前往大陸的慈濟志工代表，謹記上人的叮嚀：「是我們要來求人家讓我們賑災，所以要低聲下氣。」因而自始至終面帶笑容，離開時還向對方說謝謝。初勘之後，依照「重點與直接」兩個原則，除了發放米糧衣被，並擇定特重災區為流離失所、無力復原的貧農建屋。
既是水的力量流去了家園，上人就要讓人心大愛如水遒勁，下切到歷史的岩層，成為一個承載的力量，扶著災民從漂流中站起來。上人的另一個堅持是，要求主管機關讓住民擁有土地所有權和建物使用權。這個想法一出，許多人紛紛反應：「師父，那是不可能的，大陸沒有私人所有權。」
上人只有一句話：「慈濟所做，就是要把不可能化為可能。」因為他相信，愛一定能感動對方。當時兩位副總執行長林碧玉及王端正，非常用心溝通，真的讓大陸當局把地契打包成幾十箱，寄回台灣蓋章。
搬進新家，災民把這兩份來自台灣慈濟及大陸政府的所有權狀，鄭重放在神桌上，祖上先人見證了愛的兩岸合流。
自此大陸賑災十多年，慈濟基金會副總執行長王端正的一段話，繪出了全面圖譜：「慈濟人的足跡已踏遍了大江南北，也登上了高原大漠，更走遍了窮山惡水。不論救急的糧食、衣被；安身的房屋，以及學校的重建、醫療的協助，只要我們能力所及、只要受災民眾需要，我們無不義無反顧，全力以赴。」
遙闊的中國大陸山河，上人不曾去過，但天涯咫尺。「只要有人去，我就會看到；只要有人幫我走到，我就能體會到。所以愈做愈深入，幫助更多需要的人。」
上人的眼光永遠超速於眾人視線的最前端，一開始他就預見了成果。「雖然有人會覺得：為什麼我要做這麼困難的事情？但只要我們很用心，幾年後，心靈的回收一定會覺得很值得。」上人在這件事上看深也看遠，「大陸人口佔世界四分之一，我們能藉扶困因緣廣布愛的種子，將來他們就會帶動善與愛的循環。這是不可忽視的深遠力量。」
經過1991年大陸賑災的運作試煉，慈濟的國際救援，確立了可行的模式，不分國籍、種族、信仰、地域，只要眼睛看得到、腳走得到、力量能及之地，都願伸援。自酷熱難耐的熱帶，至天寒地凍的北極圈，足跡橫跨歐、美、亞、非、大洋洲。
教富濟貧，濟貧教富
「教富濟貧」是教導富者，看到窮苦的人生能察覺自身的有福，進而付出一分愛去濟助貧苦。「濟貧教富」是濟助貧苦，使能溫飽度日，進而堅強自立，並知所回饋，願當救人之人。如此人人開發出心靈的富有，就能造就亮麗的社會。—證嚴上人
昔日的慈善事業，無論是財物捐輸、貧病傷殘救助，大多基於同情，將慈善視為一種施惠。但是，近代的社會福利則認為，對不幸者的服務，只是盡社會一分子的責任。
比如倫敦的慈善組織會社，工作人員皆屬兼職，許多更是有錢人家的女兒，她們被英國報紙稱為慈善的淑女。但是由於中產階級意識，這群手執雨傘、麵包籃，穿著蓬蓬裙的兼職工作人員，無法深刻體會中下階層的生活。美國在1890年代就發現，這種屬於好心做好事、但有著白領階級意識的慈善，經常行不通，因為他們無法理解窮人的想法。
慈濟從一開始，便試圖打破「有錢人才能做善事」的成見，會員大多為市井小民。上人讓行善成為普世價值，「竹筒歲月」中會員每天存五毛錢，「五毛錢也能救人」的觀念，明白點出「行善不是有錢人的專利，而是有心人的付出。」
對於慈濟的慈善志業，上人歸納為兩大類，一是「教富濟貧」，一是「濟貧教富」，這是應乎富者和貧者不同處境，而設想的引導方向。
所謂「教富濟貧」，上人詮釋：「教導富者從濟貧中，開發心靈財富。比如對事業成功、生活優渥的企業家，應打開他們的心門，使其除了會賺錢，也要會用錢；引導他們付出心或力，去幫助有困難的人，使他們感受到付出的快樂就是心靈最大的財富。」
所謂「濟貧教富」，上人指出：「濟助貧者，同時使之富有愛心，鼓勵他成為幫助別人的人。就如迦葉尊者引導貧婆供養破布，使貧婆也有機會歡喜布施愛心。對於貧窮的人，不只要照顧他們的生活，使其溫飽，還要啟發其悲心善念，在付出中感受到心靈的豐足。」
有一位長期受慈濟照顧的老人家，聽到慈濟要援助伊朗地震，立即捐出一個月的生活補助金。他說自己受到政府和慈濟照顧，生活無虞，現在伊朗有難，捐出一個月的生活費幫助災民，很有成就感。慈濟的感恩戶們經常有人因感念社會大眾的愛心，極盡地省吃儉用捐款，或者付出勞力，幫助比自己更困苦的人。
「教富濟貧」是修福，「濟貧教富」是修慧，兩者都有教化意涵。
對於「慈善」，上人有多層次的縱觀，慈善不只在撫慰一時的苦難，更在改造一生的心靈、轉化累世的業因。「人人心中都有一個大倉庫，任一舉動不論行善或造惡都是在下種：種善因得好果，種惡因得壞果，因果都收藏在八識田中。學佛要認清因果，依佛陀智慧的引導改變業因，也就是醫學所說的基因；若有優生的基因品質，生命的果實自然清淨。」
慈濟人從修行中，改變自我心念、轉化生命基因；同時執行上人的教示—救災的用意，不僅給予物質賑濟，還要轉動受助者的心輪，引導修正偏差的習性，調整至光明的方向，幫助他們也學著為人付出，種下善因，才有機會轉惡緣為福分。
要尊重與感恩受助的人，有朝一日他也會自我尊重；千萬不要讓他認為自己永遠是接受幫助的人，如此他會自卑，他原有那分與佛平等的智慧和愛也會萎縮。」上人認為，不讓受助的人養成依賴，留給他自立自強的空間，才能把貧窮的人，變成有力量的人。
從「善人」到「人人」的慈善；從「物資」到「心靈」的慈善；從「接受」到「回饋」的慈善…大愛傳達並循環著。慈濟不論在慈善觀念或慈善行為上，匯通傳統、創新價值，為台灣四百年慈善史，作新註、引新路。
資料來源：取自慈濟月刊47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