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那裡看到這個患者五歲的，那時候三歲的小孩，還是九歲，十一歲這個，他們三 、四歲就得了烏腳病，所以無論如何，這些年輕人，這些臺灣人（病）不解決不行，所以我一心投入這個烏腳病的流行病學，一直追蹤它到現在四十年了，就是為了要解決別人的問題。」  

2005年第十五屆醫療奉獻獎頒獎典禮上，當時已經八十一歲的曾文賓教授提起自己對於烏腳病研究的過去，態度仍然相當積極，就如同他一路走來的樣子——立志行醫、扎實深耕、低調付出。他是第十五屆醫療奉獻獎的得主，有人稱他是「臺灣流行病學之父」、又或者是「烏腳病之父」。而這般的專注與認真，小時候就看出端倪。
 
自幼好學  曾文賓立志研究
 
1924年出生鹿港鎮小康家庭的曾文賓，八歲時母親就因病過世，父親再娶之後也搬離老家，自此曾文賓就和阿公阿嬤一起住。他從小就懂事，最喜歡閱讀，常常在家中樓上的房間裡，只顧著看書，大半天都毫無動靜，阿嬤擔心他餓著，有時也端熱湯上樓給他。
 
「他只要緊讀冊，那個（吃的）他沒在要緊。（臺語）」阿嬤的熱湯依舊無法讓曾文賓的心離開書本，他常常看完書下樓，又把冷掉的湯端下來，一口也沒喝過，好像真正能餵飽他的，只有一本又一本硬梆梆的書。好學的性格，也直接反映在成績上，應屆即考上臺中一中，雖然因為體檢遭驗退，重考時，曾文賓仍以榜眼之姿再次考取，並以醫科為目標，在求學路上繼續前進。
 
延續追根究柢、勤奮不懈的精神，曾文賓從醫科畢業之後，捨棄了返鄉執業獲得高收入的選擇，立志進入學術體系。他通過了嚴苛的醫師淘汰制，甘願在等待主治醫師缺額的兩年內毫不支薪，就是看上了台大醫院良好的學術研究環境。
 
擔任住院醫師期間，曾文賓開始對於高血壓、腦中風產生興趣，1965年他前往美國哈佛大學進修，接受美國「心臟學之父」，同時也是心臟流行病學開拓者懷特（Paul Dudley White）博士的指引，這也對他日後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流行病學研究就像田野調查、考古工作，一定要踏出去，才能得出正確、客觀的資料。」過去，臨床醫師大多以現成病歷作為研究素材，然而各醫院就診對象的差異性會影響研究結果，難免失之客觀。曾文賓發現到，臨床醫師若能直接介入流行病學調查，對於疾病診斷、探討危險因子就無須借助他人，省時且事半功倍。
 
對抗怪病 曾醫師赤腳看診
 
1950年代，台灣西南沿海爆發怪病──烏腳病，患者的腳會變得烏黑壞死，患部更會不斷潰瘍流出血水，使人極度疼痛，夜裡更哀號不斷，更悽慘的是，就當時對於疾病的認識，僅能以截肢方式治療。為了對抗疾病，臺大醫學院組成「烏腳病」研究團隊，三十五的曾文賓也受邀，面對這項吃力不討好的研究工作，他義不容辭，很快答應下來。
 
來到沿海地區，開始親自接觸許多案例，曾文賓親眼看見一名孩童，三歲時手指潰爛，四歲時更侵犯到一隻腳，到了五歲時另一隻腳也爛掉，在雙腳截肢後卻還是因肺炎而死，年紀輕輕就結束了生命。類似的案例，在當時可還不止一起。
 
「好像是在活人身上進行『分屍』的凶手！」曾文賓如此形容可怕的烏腳病，他也決心找出病因，解除民眾的痛苦。
 
當地交通不便，也使得研究工作變得困難許多。曾文賓和調查小組時常乘坐竹筏沿著八掌溪從北門到布袋，在下岸時因水位退去，他們捲起褲管、脫下鞋子踩過爛泥，放下醫師身段，打赤腳走入人群，沒有絲毫架子。
 
雖然衛生所通知病患讓醫師檢查，但那些居住在海邊草寮的人，特別是年輕人似乎不願病情曝光而拒絕就醫；病人不來，醫師只好過去，於是曾文賓走進陰暗的茅草屋裏，將病患揹到屋外，藉著天光看診，甚至為病患洗腳，以分辨患病部位和顏色。

他持續追蹤自己收治的一千八百多起烏腳病例，縝密的調查後，終於找出飲水含「砷」過量是當地烏腳病的主因，而當地好發皮膚癌、慢性中毒都是緣自於此。這個結論，更促成當時省政府提撥八億，在民國55年完成流行地區自來水管線連接工程，上萬人受惠。如今三十八歲以下的人口，已不再見新病例。
 
1990年代後期，從孟加拉、印度、菲律賓、泰國到內蒙、新疆到貴州十餘國家地區，陸續發現慢性砷中毒流行，曾文賓這項領先的研究成果不但有助於全球防治工作推展，也提升台灣在國際的學術地位。
 
力助慈濟  曾院長後山行醫
 
1980年，上人正為籌建慈院尋覓人才，透過一位慈濟委員介紹，來到當時擔任臺大醫院醫務副院長曾文賓家中拜訪，聽他談起年輕時研究「烏腳病」的往事。
 
上人後來回憶道：「當我聽聞他從茅草房將烏腳病患者揹到戶外，替他們洗腳後再治病；還有為找出病因，長年與病患在一起的種種事蹟時，心中好震撼！心想：他真是一位好醫師，正是我要尋找的人。」
 
曾在偏鄉作研究的曾文賓，也很能認同上人在東部建院的理念，兩人一拍即合。翌年九月曾文賓就參與「佛教慈濟綜合醫院籌建委員會」，也開始利用每月一個週日到花蓮，上午在慈濟功德會於仁愛街的義診所看病，下午陪上人看建院用地。慈院經歷土地變更、兩次動土，評審建築圖面、變更設計……每每上人行腳到台北時，他列席會議，一同檢討一張張設計圖，常常討論到午夜。
 
「當時沒有人相信我，曾院長卻相信我。他不怕我沒錢、沒人，也不怕我做不起來。從第一張設計圖開始，曾院長就一直陪我走建院的路。」上人如此描述感恩心情。
 
在花蓮慈院首任院長杜詩綿故世之後，首任副院長曾文賓於1989年接任院長職務。出身醫學中心的他，將慈院發展目標也設定在醫學中心，但他也不急進，一切按部就班。「當年後山沒有人願意來，就算極力推動也沒辦法。升格為醫學中心的前兩年，大家都很衝，等到某個時間力量凝聚起來，自然有辦法達成！」
 
1999年，曾文賓帶領花蓮慈濟醫院達到醫學中心的目標後，他將棒子給年輕人，而他自己，直到年過八十仍然還在花蓮慈院心臟科看門診。他說，要用行醫五十年的經驗，發揚慈濟人「做，就對了！」的精神。
 
 
親切溫和  曾爸爸樹立醫者典範
 
對待疾病，魄力積極；對待研究，嚴謹踏實。然而，曾文賓對於學生和病人卻展現了另外一種樣貌，他親切溫和，從不疾言厲色，相當平易近人。慈濟員工都喊他「曾爸爸」。退休後的曾爸爸依然住在花蓮，他和妻子也經常以志工的身分，穿梭在醫院裡，退而不休，持續奉獻服務。
 
這位曾醫師、曾院長、曾爸爸，在2020年11月22日安詳過世，享耆壽97歲。回顧曾文賓踏實又精彩的一生，從早年調查烏腳病，造福鄉里；後來義不容辭加入籌建花蓮慈濟醫院的行列，為後山醫療奠下根基。行醫超過半世紀，留下豐碩醫學成果，不計名利的愛與關懷，為後人樹立了醫者典範。

（文：慈濟基金會文史處陳彥任 花蓮報導 2020/1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