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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與人間佛教的實踐
2008-11-17 | 何日生
中國著名的歷史學者金觀濤教授在他的名著《興盛與危機》一書中曾經說明，中國的治亂循環相互更迭數千年，其中有一個重要的機制就是儒、道、佛的相互彌補系統。在朝廷君王昏庸之際，百姓及知識分子就以佛道自我放逐，不理社會政治的紊亂。（金觀濤、劉青峰，1994）這助長了王朝的昏瞶腐敗，這觀點被許多學者接納。曾幾何時，佛教從一種覺悟的智慧之道變成遁世之庇護所；道家則從一種虛懷若谷、體現大道流行的治國之方，變成昏君持續掌權，王朝腐敗不墜的墊腳石。
中國的社會政治思想在儒家支配性地延續一千多年之後，依然牢牢地盤據在當代中國人的心中，認為治事之道唯有依法儒家。相對地，佛教在近代中國的式微，與其被認為退怯、消極、只求自身清淨圓滿的生命觀有很大的關聯。
佛陀在故國滅亡過程中的心境，一如印順導師所慨陳，佛陀的胸襟正是「為家忘一人，為村忘一家，為國忘一村，為身忘世間」。這忘世間，以印順導師的說明，「為身」是為自我的解脫與真理的發掘，這身是法身，是一個圓滿莊嚴，不具任何衝突仇恨殺戮的清淨法身，這法身是一種示現。示現給世人，苦的根源是對立，人類的根本問題不是哪一國被滅？哪一國該前往救援去殺掉另一國？人類的問題是殺戮與對立本身。停止對立，放棄任何形式的衝突或殺戮，世間才有真正的幸福與祥和。佛陀為身捨棄世間的衝突。他正是企盼以一種卓然純粹的法身，向世人顯現一個清淨、無染、莊嚴、和平、圓滿、慈愛的法身長養具足之可能。只有這樣的「為身」被彰顯出來，才能真正為大眾。因此忘世間才能以一種全新的態度入世間，並進而改造世間。執著世俗相對立的欲求與見解，就無法真正為眾生謀取幸福。這誠如慈濟創辦人證嚴上人希望他的弟子一方面能夠深入疾苦，救濟眾生，但是同時期許慈濟人必須以「用出世的心，做入世的事」。亦即「付出無所求」。付出是入世，無所求就是出世的心。這種超越的心境，不即不離，入世但不染世間之習氣。既懷抱眾生之緣起，又體會一切清淨、無染、圓滿之性空的玄妙理念。
中國將近一千多年的佛教歷史中，絕少聽見佛教徒涉入政治，或參與反抗事件。或許因為如此，才使得佛教被冠上消極、遁世的名譽。二十世紀初年，提倡「人生佛教」的太虛大師，正值日本侵略中國，中國各地烽火瀰漫，百姓慘遭列強蹂躪，太虛大師主張佛教徒也應思索存亡救圖之道。太虛大師認為正如佛教有韋佗菩薩，韋佗菩薩是佩戴武器的，象徵佛陀護法者必須保護佛陀安全，因此一種自衛性的武力是必需的。太虛大師因此主張佛教學院的學生也必須學習軍訓課程，有助於強身保護自己及鄉里 。（太虛大師，2004：155、167、189）
太虛大師的見解相應於那個動盪的大時代自有其歷史因緣及背景。然而於佛陀時代觀之，佛陀故國之滅亡，他仍未以必要的防禦性武力作為其保護家園的手段，因為武力會招致更多的武力，一個錯誤無法糾正另一個錯誤。弘揚更寬廣的大愛，或許來不及救治一個即將滅亡的國度，但是為世人的和平及大愛做出典範和示現，對人類長期的和平進化更具意義及影響力。這裡並不是說任憑追尋一個更高的理想，就忽略眼前眾生的苦難，而是量力以計之，救亡圖存之道，武力仍不可得，何況一旦使用武力，不只不能救助百姓，更摧毀自我堅信的，不同於敵人的正義和愛的信念，而後者之損害，豈小於武力鬥爭底下犧牲的眾多生靈。中國推翻暴君的歷史中，多少生靈塗炭，遠勝於暴君對於人民的殺害，這裡不是暴君不應被替換，但方法是不是只有武力抵抗一途？
慈濟證嚴上人的社會改革觀似乎為佛陀時代所堅信的和平與愛之信念，提供了另一條思索的途徑。證嚴上人在一次與中國大陸學者的對話中，提出了一個非暴力的社會改革之道。那是中國著名的六四運動的學者蘇曉康，他到台灣花蓮拜訪證嚴上人。他問了上人一個非常不容易回答的問題，他說，如何才能阻止一個暴君的誕生？上人回答他說，「古代有昏君暴君出現，就會有許多志士能人起而興兵反抗，戰爭經常連續數十年，結果犧牲更多百姓。為什麼每一個人不能好好立志，做好真正對社會有意義的事情呢？」（靜思書齋，2000）這句話貫穿了慈濟最基本的核心價值及理念；這理念不是出世的，而是更勇敢也更為根本的入世精神。以不對抗的方式，以愛的方式積極地改變社會人心，救助社會貧困之人。只要社會中充滿了愛，世界就會和平。
佛陀與證嚴上人都體會到，對抗只會滋生更多的對抗，與其上街頭抗爭、反戰，不如用心力去救濟身心貧困的人。某些國家的僧侶看到政府腐敗，就走上街頭抗議，結果造成流血傷亡的不幸，社會更加動盪。證嚴上人的思惟是，僧團與其號召僧侶走上街頭抗議政府施政不當，不如將百姓所拿來供養他們的物資，去幫助貧困的人民。這不只協助解決社會問題，也或能激發為政者的良知。為什麼不以暴力對抗暴力，不以不義對應不義？因為這會讓世人盲目。相反地，以愛回應一切眾生，是證嚴上人力行佛陀教義最重要的實踐方式。所以他才說，慈濟不是佛教之創新，而是佛教之復古。
佛教重實踐非言詮
如果說佛教一開始的根本教義就是入世的，那麼為何在兩千多年的傳頌中，在中國一度被認為是消極遁世？佛陀教義既然著重實踐，著重教化世人，這理念曾幾何時產生異化？
在印度佛教起源的歷史中記載，佛陀在世總共說了四十九年的法，就在他滅度之前，有一次，佛陀向眾弟子開示。他輕輕地從樹上摘下一片葉子，然後拿在手中示現給眾弟子，弟子不明白他的意思，一會兒，他告訴弟子說，「我過去所說過的法，如手上的這一片葉子；我未說的法，如樹上的葉子。」 （李家振，2005）
為什麼四十九年之間，佛陀無法全部地說完他欲傳達給弟子及後世之教法，一個原因可能是佛法浩瀚如海，豈是一生一世所能道盡。甚且究竟之法畢竟無法言詮，心識及情感的徹底覺醒，必須依靠精神之直觀及實踐之體驗。正如龍樹於《中論》中所言：「我說即是無，亦為是假名。」（龍樹，2007）文字之於實相，正如「手指之於月亮」這個著名的比喻，手指指著月亮，但手指頭畢竟不是月亮。
文字般若不能契入究竟之實相，大乘佛法的精義即實踐；透過實踐，才能真正悟入生命的底層，深化人格的修持，提升精神的境界，澈悟永恆智慧的究竟，並將抽象的佛教思惟具體化。佛教在中國傳遞一千多年之後發展出無比恢弘之禪宗及其他各宗派。各宗所奉持之經典各有依據，但經典畢竟不是究竟之法。因此禪宗主張不立文字，要修行者直接透入經驗及情感的本身，觀照澈悟生命的基本之法，此法非文字所能捕捉及體會。禪宗所言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禪宗之修為正如印順導師所言，「重質輕文、自信自尊，體道篤行、雄健精嚴」為中國佛教開闢一璀璨的文明之光。（印順，1992：87）其影響所及對西方社會之心理學及哲學思想多所貢獻。
顛沛時代佛教的再出發
雖然如此，五四運動時代時，重西方科技理性的胡適批評禪學缺乏根據，胡適和在西方享有盛名的日本禪學大師鈴木大拙，有一場禪學與西方理性主義之論戰。這論戰標示著西方科技理性對於東方重體驗、重修身及自我深沈思維之禪學作出一項無可迴避的考驗。更有甚者，處在中國文明面對強大的西方科技理性的挑戰下，傳統中國儒者對於佛教在社會裡的貢獻及價值也提出批判。梁漱溟與太虛大師的論筆，太虛大師回應梁漱溟所陳──佛教在中國的動亂及文明的落後方面起不了任何積極的作用。於是太虛大師倡議人生佛教，「人生」的字義用來對應長久以來佛教一直被大眾誤解為只談滅、談空。而「人」這個字，對應重鬼神的偏狹民間佛教習俗；「生」的意涵，則對應於佛教只提供死亡的解脫，反駁了學佛就是學死的末期傳統中國佛教之偏誤。
太虛大師學說及著作影響甚廣，而最能集其大成之延繼者及相應者，就是被喻為當代最偉大的佛教思想家印順導師。導師一生著述，提倡人間佛教，力主《增壹阿含經》所言「諸佛皆出人間，終不在天上成佛也」。「佛出人間，即人即佛」，認為成佛之道在此生、此世之人間。印順導師提出之人間佛教，亦即大乘佛教之根本教法，強調緣起與性空之統一，兩者不但不互相牴觸妨礙，而且是相依相生。眾生要在緣起處性空，性空更是依著緣起來說的。
人間佛教實踐之大行
一九六三年一個偶然的因緣，印順導師在台北慧日講堂收了一名女弟子，法號證嚴。證嚴上人為佛法人間化、佛教生活化之宏願注入一股清澈及滂沱之泉源。證嚴上人詮釋人間佛教，提出「人格成佛格就成」，「涅槃寂靜不是在死後，而是在當下，在此時此刻，一念不生、一念不起，就是涅槃寂靜」。證嚴上人秉持印順導師給他的六字訓勉，「為佛教、為眾生」，以佛教的四無量心──慈、悲、喜、捨，創立了慈善、醫療、教育、人文等四大志業。四十年來上人帶領全球千萬名會員及數百萬名慈濟志工，在全球六十個國家濟助貧困，興辦學校，舉辦義診，以著無緣大慈、同體大悲之精神，希望透過實踐佛法達到淨化人心、祥和社會、天下無災難之人間天堂。淨土不在死後求得，而是當下以悲心佛心，轉化此五濁惡世為人間淨土。
印順導師將「緣起與性空」視為一體。性空是針對緣起談的。人的覺悟應該在緣起處體會性空。證嚴上人將之轉化為「付出無所求」。付出是緣起，無所求就是性空的根本。證嚴上人以無所求的付出的理念，啟發慈濟志工付出同時還要感恩，感恩我們有機會、有能力能當一個手心向下的人。「付出無所求」其實正是體現佛教的三輪體空。無受者，無給予者，也沒有給予這件事。而付出的人還向接受幫助的人表達感恩，正是徹底在實踐中學習體驗三輪體空的妙法。
要付出之後沒有煩惱罣礙，就必須無所求。無私的愛才是菩薩的大愛，才是清淨無染的佛性。證嚴上人用創造性的現代語言，讓眾生能從生活中，從付出中重拾自身清淨的本性。所謂做中學，做中覺，實踐是學佛最好的法門。
證嚴上人經常告誡弟子，不要當一個求佛的人，而是要做一個能幫助別人的人。這一如《六祖壇經》所言：「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李中華，2006）人心本自具有佛性，有所求的心，正是煩惱的根源。證嚴上人期勉弟子及慈濟志工用無私的愛去愛天下人，正是體現佛陀的本懷，從助人的過程中淨化了自己，活出自己本自具有之無限心量。
佛陀以眾生平等觀開示世人。平等之真義，落實在慈濟世界裡就是予樂拔苦。慈濟志工深入災區，無論在地球哪一個角落，哪裡有災難，哪裡就有慈濟人。二○○五年這一年之中，慈濟在全世界幫助了超過一千萬人。不管是南亞海嘯的受害者，或是巴拉圭火災的罹難者，深受愛滋病之苦的南非黑人、美國卡崔娜風災的居民、甘肅缺水的農民、無法上學的印第安部落孩童或是中國西南的孤兒，慈濟人以平等心給予社會上處境最艱難的人最大的協助。慈濟人不分宗教、種族、國界，以平等心關照一切有情眾生，這是一種長情大愛，是一種覺悟後的有情。
無處不是道場
證嚴上人所創立的慈濟最特別之處，在於它不同於傳統佛教是遵循以寺廟為主要活動場域的宗教模式；上人採取深入疾苦，以眾生一切生存之所依處為道場，以大社會為修行之處所。醫院是道場，醫生和志工以地藏王菩薩的心，入地獄，救助貧苦眾生。慈濟人要將最苦的、如地獄般的醫院，轉化為人間天堂。所以醫院裡有音樂演奏，病患坐著輪椅來聆聽，醫院裡也有綠意盎然的花園。病已經夠苦了，需要怡適的環境，這是境療。除此以外，心靈的陪伴同樣重要，深富愛心的志工悉心陪伴病人及家屬，給予哀傷輔導及正向人生觀的分享，許多癌末病人走出病房，來當醫院裡的志工，為他生命的最後一程寫下最感人的篇章。醫師們學會以病人為親人，終身學習如何以更好的醫療及心境來治癒病人的苦。
對於慈濟人，災難現場也是道場，因為這裡可以體現世間無常。一個八級地震可以震垮三千年的巴姆古城，短短七十多秒瞬間奪走數萬人生命。更不用提南亞海嘯，深海的怒吼，掀起滔天巨浪，三十多萬個生命就此沈入深海之中。生命無常，沒有比到災區更讓佛弟子有深刻的體會。見苦知福，許多富裕的人到了災區，看到世間的苦難，看到貧困人的生活，像印尼紅溪河的住民一個月生活費不到台幣三百元，大陸偏遠地區窮人一年收入才一千五百元新台幣。他們感受到自己生活的奢華其實是不義的。所以更用心地投入疾苦，並且逐漸改掉自己生活的各種習氣。這就是情境教化的能量。境教，是證嚴上人最偉大的創見之一。佛陀精妙的教義只有透過實踐，才能體會，才能真正落實。
佛陀說眾生皆有佛性，眾生指的還不只是人，一切的自然界生靈都有佛性。上人提倡以鼓掌的雙手做環保，將環保垃圾回收轉為修行，體現眾生平等的道場，在環保回收的實踐中，慈濟人學習珍惜物命，體現眾生平等觀，領悟蠢動含靈皆有佛性的生命終極情懷。不論是早上四點起床的八十多歲老奶奶，或是眼盲身體殘疾的志工，包括金控公司的董事，外國大使及夫人，也不管是企業家或家庭主婦，來到環保站都重新體會到生活奢華對大地、對社會的代價。體驗到物有物命，應該珍惜體會每一個生命的價值。這比起念經、打坐，對人的智慧及心靈之啟發，應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一日不做一日不食
證嚴上人早年出家之際曾立下三個願，一是不受供養，二是不趕經懺，三是不收弟子。他要的是清淨修行。直到看到一灘血，難產的原住民繳不起保證金而求醫未果，加上三位修女來訪，上人才立下悲願要成立慈濟克難功德會，幫助貧苦眾生。因為成立功德會，所以他才破例收弟子，但是上人要弟子走入人群，期望讓眾生得離苦，不為自己求安樂。因為濟貧，所以每個月精舍都要進行貧苦、病苦及獨居老者的物資發放，證嚴上人就會在這個時候講《藥師經》，期待貧病眾生離苦得樂。
從功德會成立之前至今，靜思精舍的生活始終堅持自力更生，一切精舍修行者的日常生活所需，都必須自己耕作，做手工，獲取工資及報酬養活自己。這是唐朝百丈禪師所言，「一日不做，一日不食」的信念。 一切的捐款都回到慈濟基金會，幫助窮苦的眾生。精舍的常住眾不只自力更生，還提供場地、辦公所需及住宿等供基金會同仁使用，他們本身也是慈濟四大志業的力行者及精神的領導者，常住眾奉獻眾生的悲願將持續實踐著。如今慈濟靜思精舍始終是全球慈濟人心靈依歸處，全世界志工每年回到心靈故鄉尋求精神的提升及靈魂的純淨。
居士佛教的典範確立
在人間佛教的體現中，證嚴上人另一個重要的創建，就是樹立居士佛教的機制典範。中國佛教學會副會長學誠法師在一次會見慈濟資深主管的談話過程中，提到基督教的成功就是居士管理做得很好，而佛教過去都只注重出家人的修行方法及儀軌，對居士管理這一塊領域著墨甚少，這是佛教未能走入社會的關鍵。但學誠法師認為慈濟在這一點上，做得相當有成績。
過去幾十年來，慈濟世界裡在家居士的確扮演著不可或缺的支柱角色。居士們，亦即志工，深入社會各個角落，拔苦予樂，菩薩所緣，緣苦眾生，真正體現佛教入世之精義。過去名山古剎以寺廟為主的佛教，強調僧侶修行覺悟之道。在慈濟，居士志工的濟世修行，成為淨化人間、淨化自身必要的途徑和目標。
證嚴上人對居士修行境界的尊敬及肯定，在早年皈依印順導師之前，就有一段特殊的因緣。當年上人獨自離家來到花蓮，孑然一身，一心精進，渴求覺悟之道。花蓮一位徐聰敏老居士，德高望重，為上人蓋了小木屋，方便上人修行。在當時仍未剃度的上人，就是徐聰敏老居士幫他剃度，並賜他法號修參。
以佛制未經出家人剃度的僧眾都算自行剃度，都不能進戒場。證嚴上人直到後來在慧日講堂拜印順導師為師，才正式成為出家僧眾，但是這一段奇特的因緣，在日後上人回憶起來仍然覺得非常殊勝。他說，徐老居士為人謙恭，熱心為善，每日上早晚課，他非常敬重這一位長者。一位在家居士的修行依然能得到上人無比的尊崇及肯定，印證佛陀的思想中僧俗本無分別的理念，一切端看自我德行修持及覺悟的境地，正如佛陀時代維摩詰居士的修行連文殊師利佛都望塵莫及。正是這種對於居士修行的肯定及熱情，使得證嚴上人在數十年間啟發無數的慈濟委員、慈誠，及投入各志業的志工走上人間佛教的菩薩大道。眾生皆有佛性，心佛眾生，三無差別，在慈濟世界裡得到具體的實踐。
從利他入門，才能度己
入世濟世是利他，但利他的持續是依恃自律修身才能達到，正如印順導師強調的「利他為上，淨心第一」。證嚴上人更引導弟子，從利他著手，再逐漸度化自己。曾經跟隨上人三十多年的花蓮李時菩薩，算算她的年齡到2008年，已經八十四歲了。四十多年前慈濟功德會剛成立，他那時候是一位相當辛苦的家庭主婦，不只要照顧一家四個孩子，還得幫丈夫做生意。丈夫經常收了錢，就拿去做不當娛樂花掉。李時菩薩的生活過得十分艱辛。不是具有多麼高等教育的她，憑著一顆善心走入慈濟。她是前幾位早期的慈濟委員，雖然命運多舛，加入慈濟之後，家庭該做的工作一樣也沒有少，但是在訪貧濟貧的工作中，她看到了更多痛苦困苦的人，她學會了上人講的知足感恩，學得了更多生命的智慧。漸漸地，家庭因為她的承擔度過許多的危機，孩子們也逐漸長大了。最可貴的是，李時菩薩帶出很多善心志工。
台北的慈濟志工約佔台灣志工總數的一半，但是台北的第一位、第二位及第三位志工委員都是李時菩薩帶領出來的。台北市現在有幾萬個受證的慈濟人，數百萬個慈濟會員，竟然由出身平凡，家庭經濟拮据的婦女所帶領啟發出來。高雄第一位委員涂茂興師兄也是李時帶領出來的。涂師兄自己就有一萬多個會員。一個人經由利他如何度化自己？如何創造一個不平凡的人生價值？李時菩薩就是一個例證。在慈濟，像這樣的故事不勝枚舉。上人以他無比的智慧及愛心點化許多生命面臨困境的人，經由幫助別人，而找到自己生命清淨的智慧和榮光。
緣起性空之體現
慈濟人在行善的志業中，體會布施的真義是無所求，要做到無所求，就必須去除無明的貪婪之心，必須去除自我。佛法所言真空妙有，因著眾生之所需，用智慧付出即妙有，而無所求就是真空。此一生命之具體展現，一如唐朝杜順大師（557-640）所倡議之「佛性緣起」，用覺醒的佛性去觀照、點化一切眾生清淨之本性。真正佛教之空性，並非斷滅空，而是以無所求的佛心去平等愛護一切眾生。（方東美，1980）印順導師曾說：「緣起和性空並不是相對立的， 其實緣起即性空，性空，是在緣起之處性空。」 （印順，1992：118、119）用證嚴上人的話說，在付出的同時無所求，就是做到了在緣起之處性空。這也輝映了杜順及智儼大師所言「用佛性點化一切緣起」之深義。存有/緣起，本身不是業，而是應該用清淨的佛性洞見點化一切的存有緣起。
既然「緣起存有」不是一種業；用西方哲學的說法不是「先驗的惡」。那麼佛教就不應走入出離世間的斷滅空，而是要思考以何種心去對應這存有的昏亂的世界。既然要在緣起處性空，那麼就要在五濁惡世裡修煉清淨的空性。證嚴上人在台灣貧富懸殊的年代發展出教富濟貧，他讓富有的人深入災難之地，看到生命之無常，了解自己之富足，領悟布施的人生觀。在無所求的付出之實踐過程中，許多慈濟志工澈悟了只要有「我」在，就很難付出無所求，因此逐漸地，他們體悟到只有守戒才能有效節制自我，戒律是控制無明欲望的法門，因此他們從布施入門，進而守持戒律，再從持戒到忍辱，次第修行。
慈濟將佛法帶進專業領域
一九八六年證嚴上人在台灣花蓮東部興建台灣第一所佛教醫院，二十年後慈濟陸續在全台灣成立五個醫院院所，讓以病人為中心的醫療網涵蓋全台灣。慈濟所成立的全球人醫會，足跡更遍及二十一個國家，十多年來義診人數超過七十萬人。
證嚴上人所做的不只是幫助偏遠的貧困人民，或將偏遠醫療的品質做整體的提升，他其實是將佛教的教義帶入專業的領域。他重新界定醫生的醫療倫理及價值，他崇尚良醫非名醫。他希望醫生能成為佛陀揭示的拔苦予樂的大醫王，要醫生以病人為師，不只醫病更要醫心。真正做到佛陀所言，苦既拔已，復為說法的大醫王典範。而醫療不只對於醫師是一個拔苦予樂的好因緣，更是所有慈濟人體會生命無常的道場。醫院即道場，在這裡可以體解生死之必然，了悟一切有為終歸幻滅，只有修持智慧之生命才是人生的究極之法，這當中法的傳承及延續就是上人的弟子慈濟志工。這些志工長年追隨上人做慈善濟貧，長途跋涉從北部、中部、南部到花蓮來，出錢出力蓋醫院，醫院蓋好還要來關懷付出。照顧病人，照顧醫師，他們傳承著佛陀的精神，將這種地藏菩薩精神注入專業醫療的領域之中。
為了招募更多的醫師及護理人員，於是興建慈濟護理學校、慈濟醫學院及慈濟大學，將佛陀人格完全化的理念灌注當代的教育體系中。之後的人文發展，《慈濟月刊》、大愛電視台，將佛陀慈悲大愛情懷經由現代傳播科技，傳遞到世界各地。上人發展真實戲劇的理念，一開始被抗拒，後來得到最令傳播界肯定的創舉，許多真實的慈濟人生命轉變的故事，搬上螢幕，感動許多人加入菩薩的行列，也為當前電視生態的墮落注入一股清新的氣息。這是將佛陀教義及佛教思惟逐漸影響專業領域的開始。
過程的善與結果的善
西方文明的發展根植於基督教文明。洛克（1690）的天賦人權，霍布斯（1651）的政治理論都和基督教有很深的連結關係。天賦人權和宗教改革中所確信的──人做為上帝的選民，是由上帝決定，而不是由教會決定的理念。這思惟與當代自由主義的發軔，有不可切割的思想淵源。它的源頭甚至可以追溯到聖奧古斯丁（354-430）對上帝的直接禱告，這是人與上帝直接的對話，霍布斯將它轉為人的基本權力是上天賦予，並非來自國君或朝廷。自由主義與基督教思想的發展一脈相連。霍布斯建構現代國家政府的雛形就是以奧古斯丁的上帝之城為思想模型。上帝之城的個人主義，轉化為國家裡的個人主義精神。（叢日云，2003：97）個人主義的精神是自由主義的思想根基。我們今天接受的西方民主精神及自由主義，其實是濃厚的基督教思潮下的產物。個人主義在資本主義的薰染下，逐漸脫離上帝而擁抱科學作為其最終依歸，但是科學主義去除了靈魂及上帝，將個人置於社會權力的架構之中。但社會架構裡的個人之權力經常相互衝突的，也可以是混亂不堪的，而這衝突和混亂正是現代的個人經歷虛無的主因。一如杭庭頓(Samuel P. Huntington)所說的：「人類可以無自由而有秩序，但不可能無秩序而有自由。」（Huntington S.，1968：7）個人及社會之自由來自於秩序，而秩序是必須建構在共同普遍信仰之上的。互為主觀的自由主義思想體系裡，共同信仰之缺乏及難以建立，是混亂及衝突不休的源頭。
這衝突的頭其實正是自由主義引以為傲的價值──制衡（Check and Balance)。自由主義，在表面看來正竭力脫離神的國度之思惟，並運用三權分立的思惟建構一個人類的理想國。但是這理想國度仍脫離不了基督教思惟的影子。制衡，乃基於人性必然之惡，這和基督教的原罪有相當的內在關聯。原罪，必經由基督的救贖方能得到洗脫。而在失去上帝的現代政治體制中，人性之惡，或能得到抑制，但卻無法得到解脫。因此失去上帝的現代個人，並無法在國家體制中找到生命終極的安適及穩妥。
三權分立能否讓個人得到真正的自由？三權分立的立意是避免國家過度壓制個人權力，因此採取制衡以確保國家及政府不至腐敗或不當的壓迫個人自由。美國開國元勳華盛頓將制衡的好處講得最明白露骨，他說：「我們如果對人性稍有了解，就會相信對於絕大多數的人來說，利益是唯一的政治原則。純粹基於公德心的動機，可能在短時間或某些特殊情況下，使人們採取了一項純然無私的行動。但是僅僅基於公德心的動機，無法使人長久地履行社會義務及社會責任。很少人能夠不斷地犧牲一切的個人利益，而為公共利益服務。事實就是如此，每一個時代每一個國家都證實了這一點。人的本質是為己的，一切的政治制度及法律設計都必須以此做為基礎，否則是不可能成功的。」（Jared Sparks, 1835:363）華盛頓對人性的設想及觀點關鍵性地讓美國開國元勳採取制衡及三權分立的原則建構美國政府。在人類歷史發展上，這是一個決定性的政治體制。
在民主自由的體制，人性的惡被視為必然，一切制度的設立及制衡原則就是假定人性本質為惡，因此以採取安全的制衡原則，以預防人心之惡過度被放大，因而危及群體之安全。制衡原則一方面創造了當今世界許多偉大的民主國家，但是另一方面，制衡原則也造成政黨與政黨間、政府部門間、國家與個人間，因為各種對立持續地擴大，而導致政治的衰敗及行政的癱瘓。工人罷工，學生示威，國會暴力，各種力量都在制衡其他力量。正如英國政治學者多羅希皮克（Dorothy Pickles）在他的名著《Democracy》一書中所言，「我們的社會已經逐漸以穩定的步調走向分裂。一種逐漸形成的自私的趨勢，迫使所有的社會制度，如學校、醫院，甚至家庭本身都永無歇止地處在一種防禦狀態之中。」（Dorothy P., 1972:197）每一個個人及團體，都在極力伸張他或他們的權力。每一個人都執著在自己的利益及觀點。然而重點不在真理是什麼？或是誰擁有真理？而是人對人基本的不信任，每一個人都把不認同自己的那一方打成不義之人。每一個人都是用對抗的手段來爭取利益及價值觀。對立，缺乏愛的能力，才是今日文明衰敗的主因。
二元對立的思想是如此根深柢固地深埋在當今政治及文化體系之內。制衡植基於對人本質的不信任，不信任產生對立，對立產生混亂，混亂造成個人之虛無。在這場矛盾的賽局裡誰都不會贏！每一人都相信人性本惡，但是都只看到別人惡，沒看到自己的惡。每一個人都要爭取自己應有的權益，得不到的時候，就一定是別人不義。不信任的關係，如何能成為和諧的社會關係？
在文藝復興四百年後的今天，世界需要另一種思惟；那思惟，能超越個人與群體、物質與心靈、內在與外在、科學與宗教的必然衝突。它是一種能將二元對立的困思含融兼蓄、並行不悖的覺悟智慧。
在爭取各種正義及權益的行動中，證嚴上人強調過程的善，尤甚於結果的善。一個錯誤不能糾正另外一個錯誤，批判的力量無法造就無傷痕的社會結構。愛一切人，不管他是否符合我們的信念及想法。重點不是誰是正義，而是自己能不能去愛那些與我們觀點不一致的人。為什麼必須愛觀點與我們不同的人，因為我們相信人性本質為善。以佛教思想而言，人性不只是非惡，而且眾生皆有佛性，只不過被無明及環境所薰染蒙蔽罷了。只有我們開始相信人性之善，社會體制才不會繼續植基於充滿內在矛盾的制衡原則。證嚴上人深信，互愛比制衡有力量，協力比對立更能有益於群體及個人。只有信任與愛，尤其是無私的愛，才能在客觀環境體制上，建構一個和諧平等的社會。而證嚴上人過去數十年，號召啟發了數百萬人的愛心，正是這信念的具體驗證。只有人類開始相信一切行動的方式及過程，都必須具備愛，才能避免如皮克（Pickle）所擔憂的，我們正逐漸步向一個分裂的社會。對的價值，必須以愛來傳遞，而非以制衡達成。個人能擁抱無私的信念，才能引領人類逐漸建立一個能成就每一個個人的自由平等的社會。這社會，同時也是去除個人無明煩惱，重獲心靈自由與生活的圓滿之必要基礎。
佛教思惟中之個人自由
自由不是外求，而是來自內心。有別於西方重視外在體制對於人的自由之保障，佛教重視的是內在的自由，亦即定。定是自律，定是守住基本的生命原則，定是個人的心不被欲望及外境捆綁的一種自由，以佛家說法是自在。見諸當代自由主義強調在法律形式及客觀環境上賦予個人自由。然而儘管客觀體制及文化環境提供人自由之選擇權，如果人心的欲望不能被自我克服及掌握，那麼個人仍然不得自由。其實當今文明社會中的各種墮落，究其實，不是客觀環境不自由，而是人對於自我的欲望的無法掌握，所帶來各種沉溺及墮落。沉溺是苦，沉溺就是不自由。沉溺於金錢追逐，權力的競爭，性慾的放縱，酗酒或毒癮，在自由社會中的個人其自由在哪裡？
佛教強調人心的定，即便融入群體中，個人仍能自在、安定。群體不是個人自由之羈絆束縛。相反地，群體中的愛是成就個人必備的條件。有愛，群體就不會是個人自由之障礙。而愛不是以對立或是以制衡原則所達成。以佛教觀點，個人只有經由群體才能歷練出真正的個人自由。群體裡的生活，每一個人生活及觀念各異，這是歷練一個人不執著於自我的最佳環境。自我是苦，佛陀覺悟時，深刻地悟見天地萬物，一切本無區別。既然無區別，群體及個人當然不必切割。當今個人主義盛行，表面上人人都有選擇權，實則是被巨大的商業機制深深地宰制。佛教強調的利他度己，通向利己之門是利他。這是很徹底的個人主義之實踐。而慈濟作為佛教思惟的另一種實踐，它提供佛教一個融入現代社會的可行之道。慈濟人以利他達到度己，既利益群體，又達成個人生命的擴展及自我生命價值的彰顯。慈濟不強調自修自得，而是以群體團隊的方式行善及修行，這也修正了自由主義底下，個人覺得無歸屬的蒼涼及虛無感。
佛教在非佛教的國度
從1990年開始，慈濟逐漸邁向國際化，在美國洛杉磯的華人組成慈濟美國分會。黃思賢居士從一位企業家，放棄生意，加入慈濟做國際化的推展。他從美國到印尼、從印尼到菲律賓、從墨西哥到薩爾瓦多，讓全球的華人世界裡逐漸了解並加入慈濟。正如印尼的華人企業家所言，慈濟讓華人團結在一起，並找到對的方法回饋當地社會。從美國分會成立開始，上人就要求世界各分會都能自力更生，就地取材，這是海外華人在當地深耕慈善的發軔。因為慈濟重實踐及相當現代化的思惟及行事邏輯，很快地被海外華人接受。包括慈善個案的幫助、醫療人醫會義診、人文學校的設立，以及結合儒家和佛教思想的華人人文的推廣，都既適應現代社會的生活方式，又能彌補現代社會中個人價值之空洞及歸屬感缺乏之空虛。這是慈濟在華人社會深根的關鍵因素。
證嚴上人強調教富濟貧，他引導富有的人從看見苦難，生不忍之心，進一步反躬自省，修為自己。以尊重的心情，感恩的態度對待一切貧苦。這使得上人繼續引導慈濟人在「教富濟貧」之後，還能「濟貧教富」。幫助貧困，但是教導他富有的心。這當中啟發的關鍵就是愛和尊重。貧者和富者是平等的，他們一樣有付出及布施的可能。佛陀當年曾稱許一位布施一塊破布的貧婆具有無上之功德。許多的感恩戶在被慈濟幫助之後，投入當志工。現在慈濟在印尼，在薩爾瓦多，在泰國，在許多被救助的地區，感恩戶們發起竹筒歲月，每天幾毛錢，投入竹筒內，雖然存的錢數極少，但是他們要去幫助其他更為困苦的人。
慈濟將佛教精神經由慈善及醫療帶到非華人的國度，將佛陀的平等愛在許多落後的貧窮區域得到落實及體現。這是佛陀所陳，菩薩所緣，緣苦眾生。2003年慈濟花蓮的醫療團隊幫助在菲律賓原住民部落一對貧困的連體嬰孩童進行分割手術，手術極為成功。他們的父母親回到菲律賓馬尼拉，也在當地投入志工行列，將愛心傳遞下去，真正做一個能為別人付出的人。
南非祖魯族的黑人長期處在貧困之中，慈濟人在村落間發放物資，為他們開設縫紉班，協助他們改善經濟生活。多年後，南非的祖魯族人自己也組織起來，撥出他們縫紉所得的一部分，集合眾人之力，在鄰近的村落開設更多的縫紉班，幫助其他的黑人社區脫離貧困。他們也利用週末加入志工行列，進入南非社會最黑暗的角落關懷愛滋病患，這批慈濟黑人志工目前已經超過兩千人。佛陀平等觀，在非洲大陸這一批基督徒身上得到另一個層次的實踐。
平等對待一切眾生，須更進一步推展到如何對待攻擊我們的人？對於汙衊我們的人，我們是否能一視同仁地實踐平等愛呢？慈濟印尼分會在證嚴上人的啟發下，用愛化解族群的怨懟。一如佛陀面對即將滅亡的故國，除了愛，佛陀並不尋求其他激烈的手段保護他的故里及親族。
1998年當印尼發生暴動，許多華人被印尼暴徒攻擊殺害，許多華人紛紛出走。大批逃難的人在機場等候，準備搭機離開那個殺戮之地。但是證嚴上人那時卻呼籲他的弟子——慈濟志工不要逃離印尼，而是應該用這個機會積極地付出回饋印尼人。證嚴上人的悲心智慧啟發了在雅加達的慈濟志工。當年印尼排華暴動期間，慈濟人在雅加達當地發放物資及藥品給十萬個以上的窮人及軍警眷屬，2002年更在雅加達最髒的紅溪河開始進行慈善及醫療之工作。慈濟人將整條長達十多公里佈滿垃圾的紅溪河整理乾淨，並且辦義診救治將近五萬人。印尼的慈濟企業家出錢出力，將住在河上的上萬名居民遷出，然後興建大愛屋讓他們有嶄新的住所及亮麗的社區。慈濟志工更在社區內興建學校，讓下一代的孩童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同時有一個永久性的義診中心及建立庇護工廠，讓這一群原本貧困的住戶，有穩定工作謀生的機會。慈濟人對於一向仇視的印尼人不只安身、安心，還要安生(活)。這不只是力行佛教眾生平等之精義，更實現佛陀和平、不對抗之偉大教法。
向世界開敞的宗教
慈濟在印尼幫助回教習經院蓋學校，在南亞海嘯之後，並在亞齊及美拉波為回教徒蓋清真寺。幫助其他宗教，散播愛，但不是去轉化別人的宗教，是慈濟面對其他宗教的基本態度。雅加達回教習經院的學生加入慈濟做志工，一邊讀《可蘭經》，一邊讀證嚴上人的《靜思語》。習經院長老哈比比讓學校四十多間教室都掛著證嚴上人的法照，他要每一個學生上課前都要向上人行禮致意。這是不可思議的宗教互愛及疼惜。哈比比在一次接見慈濟主管的談話中說，他認為世界上每一個人都要認識證嚴上人，上人的愛正如陽光，照耀著每一個人。哈比比的習經院有將近一萬名失怙或貧苦的學生，除了接受慈濟的協助，哈比比比照慈濟靜思精舍出家師父們自力更生的模式，要學生耕種、做麵包、做廚餘回收等。希望能讓學生養成獨立生活、自力更生的宗教修行方式。這是慈濟對回教習經院所產生的深遠之影響。
牛津大學的宗教學家凱倫．阿姆斯壯（Karen Armstrong)曾說，在這個充滿宗教衝突及戰爭的時代，她期待一種新宗教產生。在這種新宗教思惟下，各個宗教形態都能得到和諧的了解及互助。慈濟正走在這樣的大道上。慈濟的志工及志業體的主管包括佛教徒、回教徒、基督徒及天主教徒。菲律賓人醫會的副執行長是天主教徒。花蓮慈濟醫院的前院長、現為名譽院長的陳英和是基督徒，過去二十多年持續服務於慈濟醫院，擔任重要的國際合作研究案。慈濟大學前校長為基督教長老教會成員。土耳其負責人胡光中先生仍為回教徒。凱倫．阿姆斯壯在她的名著《神聖戰爭》（Holy War: The Crusades and Their Impact on Today’s World.）裡曾敘述所有的偉大宗教都是向世界開敞 。（Armstrong K., 2001）釋迦牟尼佛讓婆羅門思想不再是印度婆羅門階級的專利，而是屬於一切人類；耶穌將耶和華上帝的光及愛帶給各階層的人，而不只是傳統上帝選宗教。穆罕穆默德將傳統阿拉伯人的宗教改良並將之帶到全世界。所有偉大宗教家把傳統的部落神向世界開敞，把原本屬於某族群的教義，適應當代性之後，帶給更寬廣的族群。證嚴上人創立的慈濟正是把傳統漢傳佛教的精神，幾經時代的淘洗、淬煉及深思熟慮後，以創造性實踐模式將它帶向全世界。
覺悟非個人，應在群體的共善中得自在解脫
佛教教義裡的六度波羅蜜闡述修行者在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般若。在慈濟世界裡布施就是行善，經由無求的愛體現布施的精義。行善之後必定要持戒。持戒才能讓自我縮小，讓自我不再受到欲望捆綁。一個自我很強的人很難在行善中真正做到付出無所求。持戒之後還要忍辱，做好事不保證不被批評及誤解。當受到攻擊誤解的時候仍然要自我善解包容，要懷抱因果觀。證嚴上人訓勉慈濟人不但要學習忍辱，對於侮辱我們的人還要幫助他，度化他，這才是真正的精進。在修行路上能與人無爭，與事無爭， 做到事圓、人圓、理圓，有了這樣的境界，就能自在清淨，達到佛陀所揭示的禪定；禪定，即一心不亂才能解脫煩惱，真正達到智慧般若的境地。
團體是磨練心智最好的場域。慈濟志工是以團隊的精神去完成濟世助人之志業。團體中的修行必須與人人結善緣，要達到這個境地必須要去除我執我見。當有境界來磨，要當作增上緣。如果能做到與人相處無爭，面對生死無慮，與自然涵融無礙，則能心無煩惱罣礙；心無無明，時時善念不斷，惡念不生，就是禪定的境界。而能禪定，則離解脫之智慧不遠矣！
證嚴上人期勉慈濟人要勵行慈悲喜捨四無量心，做到「大慈無悔、大悲無怨、大喜無憂、大捨無求」。上人所領導的慈濟人，透過慈悲善行，平等愛護一切眾生；透過環保工作，感通人與自然的涵融無礙；透過醫療悲心，體悟生命之無常，因為了解此生、此身非我所有。所以臨終還捐大體作為醫學教育之用，這是他們心無罣礙，所以能生死無懼，知道此生此世要精進不懈於成就不朽的慧命。然後總結這永恆慧命之洞見，以大乘佛法之入世精神，透過教育及人文之使命，喜捨無求無憂地度化一切眾生。這種精進不懈之修持及努力，正是人間佛教所具足之信心，也是人間佛教能大行於後世之波瀾壯闊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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