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福利完善的花園國度新加坡，愛滋病患身處在被漠視的角落；犯刑入監的病友，身體遭受禁錮，世人的目光彷彿也築起高牆。在全新加坡上千個慈善團體中，慈濟是少數不分種族、宗教，提供愛滋藥物補助的單位；進而將《靜思語》課程送入獄中，以愛為藥療癒身心。

一個讓人多慮的初次見面

他禮貌的伸手向你表示謝意，有不到一秒鐘的時間，你對於是否該回應而猶疑，不過你旋即伸手回握，道出祝福；分別之後，僅管知道自己多慮，你還是張開雙手檢視是否有傷口，回想著方才近距離的對話，是否吃到對方的口水，就連發現手臂上一顆被蚊子叮出的腫包，你也忍不住多做聯想。

「與愛滋病患者互動，並沒有多數人想的那麼不安全！」在慈濟新加坡分會慈善組任職十五年的社工林祖慧神態自若的解釋，從她不疾不徐的語氣中，你找到一絲安定。

你驚覺，自己表面上對愛滋病患表示接納，心中還是有猶疑和害怕，遑論要傾聽他們的心事，陪伴他們面對生活中的艱難。

然而在新加坡，有一群志工與主流社會對愛滋病患的淡漠背道而馳，他們學習正確的愛滋病知識，走進社區和監獄陪伴愛滋病患。

身苦心苦 蒼涼世路

今年（2014年）四十九歲的Lily（化名）住在新加坡的舊式組屋內，她是一個離婚十多年的婦女，是一個躁鬱症的患者，同時也是位愛滋病患，一個前受刑人。

新加坡人主要受英語教育，將出獄的族群稱為「前受刑人」（ex-convicts）。這個名詞彷彿緊箍咒，每喚一次都像在提醒他們曾經被套牢的日子，若再加上「愛滋病患」的身分，際遇往往更為辛苦。

多年前，Lliy在失婚後一蹶不振，開始吸毒逃避現實，四年前入獄並檢查得知感染愛滋，即刻被隔離服刑，一天當中只有半小時的活動時間，幾乎與世隔絕。她對愛滋病缺乏正確認知，常被漫天的流言嚇得半死，她覺得吃藥好像沒用，擔心自己會死在監獄裏。

2011年出獄後，她無處可去又害怕受朋友影響再走回頭路，尋求慈濟等慈善團體的幫忙，也開始打工賺取零用。她察覺到自己的身體沒有以前好，容易疲倦、沮喪；她篤信基督教卻不敢再去教堂，耶穌的神情總像在為自己哭泣，每每令她自責不已；沒有工作的她，最大的期待就是每週兩次到獄中探望那位吸毒後會失控打她，讓她曾經壓力大到暴瘦十公斤的男友。

生活的寄託只剩下朝思暮想等著男友出獄回家，她說：「我跟他坦承自己得了愛滋，他說不在意，還是願意跟我在一起。」

雙重打擊 險難過關

無獨有偶，另一位印度裔男子Madan（化名）今年四十二歲，2011年到2014年間兩度進出監獄，近一次出獄原本期待與女友聚首，後來才發現她早將家中值錢的東西帶走不見人影。

在感情告終和經濟短缺的雙重打擊之下，他幾乎要絕望，想起在獄中，慈濟志工的叮嚀，他打電話向慈濟求助，領取急難補助暫時撐過難關。

他目前與母親同住，從事運輸業。罹患愛滋病的關係，讓他的視力有降低的趨勢，偶爾身體不適無法上班，不知情的母親總會指責他偷懶。

那天他與志工見面時孑然一身，手裏握著一隻舊式手機，手機桌面還是與前女友的甜蜜合照。直到分別，他的話還是很少，沒有笑容。

多元種族 共同暗角

俄羅斯文學家托爾斯泰在著作中寫到：「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有幾分道理。然而無論在何處，不幸的人受苦的原因儘管各不相同，模樣都很相似；單單在新加坡，因愛滋病受苦的人就不只Lily和Madan。

位居東南亞的新加坡，融合多元種族，包括華人、馬來西亞人、印度人等，2013年統計人口約五百四十多萬，從1985年發現首宗愛滋病例累計至今，共有六千二百二十九名愛滋病患，大家都有同樣難熬的歷程。

他們要調適自身對愛滋病的恐懼、面對旁人的偏見和誤解，還得自費購買價昂的醫藥費。每個月平均需花費新加坡幣一百八十元至兩百元不等（相當於新臺幣四千三百至四千八百元左右）購買藥物，金額依個人病況而有波動，有人甚至需支付新幣近一千兩百元（約新臺幣兩萬七千元）的藥費。

經濟壓力是壓垮意志的最後一根稻草，許多負擔不起的患者選擇消極面對，僅剩的健康是他們最大的財富，全數交出讓病毒恣意揮霍。

誠心投入 解決貧疾

占地面積僅比臺北市大二點六倍的新加坡，有上千個大大小小的慈善團體在為民眾服務，補助愛滋病患醫藥費的慈善團體不只有慈濟，但慈濟卻是不分種族、宗教，只要達到補助標準就給予幫助的慈善團體。

慈濟從傳染病中心接收個案提報後，開始提供醫療補助，志工並到個案家訪視，也舉辦「心蓮之約」與他們聯誼談心，讓他們有機會敞開心事、相互支持。有患者長期受到鼓舞和關懷，身心狀態良好時，也投入慈濟活動或者參與環保志工。

2010年，新加坡政府衛生部修定保健基金（Medifund）條例，開始補助愛滋病藥物，這消息對愛滋患者而言是一大福音，他們在保健儲蓄、健保雙全醫療保險和保健基金（Medisave、Medishield、Medifund，簡稱３Ｍ）可以負擔的情況下，普遍都可自行支付醫藥費，無需慈濟的補助。

因此慈濟補助愛滋病醫藥費的重心，漸漸從民間的患者轉移到３Ｍ被政府凍結的受刑人身上，林祖慧說明：「感染愛滋的受刑人沒有３Ｍ，幾乎買不起藥物，往往因為併發症死在獄中，他們很需要外界的幫忙，所以2009年起我們受樟宜監獄邀約，正式補助受刑人的愛滋病藥物。」

重返社區 長路陪伴

慈濟志工目前投入樟宜女子監獄、集管區Ａ、集管區Ｂ（Changi Women's Prison, Cluster A & Cluster B）三個監獄的課程，近一百位罹病的受刑人參與課程，約五十六位接受慈濟補助醫藥費。

林祖慧在每趟課程結束，都會到辦公室與監獄官互動，分享受刑人在課堂上的反應和回饋，「我也曾邀請他們觀賞慈濟志工的經藏演繹，並溝通如何在獄中落實環保。」後來獄方在集管區Ａ和集管區Ｂ都擺放了獄友親製的陶瓷杯，供志工取用，還邀請林祖慧每個月底為即將出獄的受刑人宣導愛滋病防治。

彷彿在為走進監獄做預習一般，志工陳泉豐首次在社區參與訪視就是接觸愛滋病患，洪德謙甚至在訪視過程中，遇過一位與他同年同月同日生的愛滋病患。

「我們認識三個多月的時間，他因為同時罹癌，癌細胞擴散後往生。我陪他走完生命最後一程。」洪德謙當時還是個遊走四海的商人，閒暇時間做慈濟才認識這位個案，互動過程讓他感觸很深，「我常想著假如我是他，這時候我在哪裏？」他覺得自己彷彿也死過一次，只是撿回一條命，「重生後，我百分之九十時間都在做慈濟。」

重建希望 走出高牆

慈濟提供緊急補助，讓更生人可以重返社會生活，鼓勵他們與家人修復關係。林祖慧也會和志工前往中途之家分享或帶活動，「希望讓更生人認識慈濟，未來在他們有需要協助的時候，會記得找我們。」

從更生人Lily和Madan的求助中，林祖慧確信必須持續追蹤他們的狀況，「若不跟進，我們永遠不會知道他們真正面臨的問題。」

三十八歲的Ivan（化名）前陣子出獄，原本想繼續自暴自棄，想起志工的靜思語課程，讓他開始對未來有正向的看法，目前已找到工作重返正軌。

在現實的考量之下，他向雇主保留了曾入獄的過往，他說：「老闆對我很好，他知道我有愛滋，抵抗力差，我曾經生病三個月不能工作，他還是願意讓我繼續做。」

感染愛滋病的更生人要重拾生活，困境仍在；艱難的時候，志工形成承接他們各式狀況的網絡，傾聽心事、給予支持，陪著他們慢慢走。

Lily曾經說：「我見到以前的朋友，他們問我要不要幫忙兜售毒品，我說不可以！我不要再碰毒品了，最糟糕的是還會染病。這是一個很失敗的經驗……我已經沒有時間再浪費下去，只想好好生活。」

你忽然回想起那天多慮的握手經驗，你和他之間彷彿有道隱形的牆；這道牆從他犯刑的時候就開始砌起，而後有無數個如你一般帶著淡漠和歧異眼光的人，一次次在為牆添磚。

如今，他們正努力從高牆走出。給予善意的支持和培養健全的愛滋病知識即是助一臂之力；終有一天，牆會塌毀，暖流會在彼此之間流動。

（文：蕭耀華、鄭雅嬬 本文摘自《慈濟》月刊57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