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在印度，佛教最後走向滅亡？然而在中國流傳了一千九百年的佛教，為何卻在明清之際，逐漸式微？
 
繼9月22日由劍橋大學東亞學院主講的首場「印證佛學傑出學術系列講座」之後，第二場「印證佛學講座」。於臺灣時間10月12日晚間九點鐘同時於zoom連線及youtube中英文雙頻道直播。由美國哈佛大學文理學院CAMLab特聘學者暨慈濟慈善基金會副執行長何日生，以「從歷史的視野考察佛教的未來：兼論慈濟宗的發展」為題，探討佛教的演化與未來。
 
除了何日生精闢的演講，在哈佛大學媒體藝術中心汪悅進教授主持下，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校區特聘教授趙文詞及慈濟大學英美語文學系主任戴愛蓮也加入與談，共同深入探討。
 
佛陀時代印度的社會挑戰
 
何日生從大約在西元前六世紀前的印度說起。當時印度的經濟處於鼎盛時代，但世襲的婆羅門力量卻逐漸減弱。處在政治與經濟的紊亂時期，佛陀提倡理性主義，主張理性的道德生活才是生命的依歸與覺悟的基礎。佛陀雲遊印度各地，看到亂局，解決之道是在世間之外，透過出離世間一切，重返世間，以自身清淨無私作為世間典範。兩千多年前，佛陀將逐漸没落的婆羅門神秘主義轉為理性的道德實踐的印度佛教，以八正道，四無量心，獲得最終的覺悟。
 
儘管如此，印度佛教卻在十三世紀滅亡。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認為，其關鍵在於中後期的印度佛教重視僧侶管理，過度強調抽象心識哲學與僧侶自我的修行，缺乏建立世間普遍性的「知識體系」與「價值體系」，缺少俗世大眾的組織共同體生活倫理體係。
 
「有別於傳統的印度佛教，佛教慈濟宗在過去五十多年開創四大志業、八大法印，以入世間的淑世理想，建立嚴謹的居士組織、倫理規範……」何日生認為，慈濟引導信徒從利他而度己，從對眾生物質的改善到心靈的淨化與昇華，這種宗教的實踐，是佛教歷史發展中一項獨特的趨向。
 
他接著表示，慈濟志工團體應是全世界最嚴謹的佛教居士團體之一。慈濟建立居士的倫理規範，慈濟十戒，有別於過去印度佛教及中國佛教，著重僧侶修行，著重寺院管理。
 
佛陀對世間的關注
 
在佛教研究中，從佛陀證道講法傳教開始，到佛入滅根本分裂後，部派佛教形成……各個歷史發展階段，有初期佛教、根本佛教、原始佛教到大眾部（大乘）、上座部（小乘）；再到當代佛教、人間佛教，各國皆為兩千多年佛教發展的歷程，給予不同定義與不一範圍戒線。
 
佛陀是一個雄辯滔滔的哲學家，雲遊所到之處，與各方賢達、善知識論及經濟、治理、心理、倫理等諸多思想、各項議題，然而在佛教歷史上，卻很少出現佛教的經濟學與政治學等論述。遺憾的是，沒有弟子為佛陀在這些領域予以充分傳承、論述。
 
何日生以所著之《善經濟》一書為例，闡述佛陀經濟思想包括「六非道」、「四種具足」，佛陀告商人之子：從商第一要「方便具足」，亦即要有工具，要專業。佛教的思維在原始《阿含經》中，強調「四具足」：四具足包括商業專業能力，是為「方便具足」；維護經濟財產安全的智慧，是為「守護具足」；能在生活與心靈上常保歡喜的「善知識具足」；量入為出，收支平衡，有節有度則是「正命具足」。這四種具足，涵蓋所有善經濟、善企業的致富與幸福之道。
 
「佛陀改善世界的菩薩道理想，是直到大乘佛教時期才真正強調的。」然而，大乘佛教時期的入世利他，仍然著重法的給予，著重解脫世俗之苦的道路，對於世間的知識體系與價值體系還未有整體的論述與建構。
 
印順導師《唯識學探源》一書中曾提及：「原始佛教不重視物質性的給予，而是著重法的教導。」說明給予佛法，提供解脫世間之道，而非世間物質的改善與滿足，是佛教原始的根本教法。

 

佛教僧侶與居士的演化
 
「福報觀，似乎是佛陀對居士的教導。」何日生以佛陀最得力的居士弟子給孤獨長者為例證，在佛陀時代，未必有特別強調布施獲功德之觀念，但是卻為佛教居士所信奉。居士的生活規則，是以布施、行善、五戒等觀念及實踐，作為修行的旨趣。
 
何日生再以上座部的《中阿含經》所記載內容提及，給孤獨長者晚年病重了。佛陀請舍利弗與阿難探望他。在探望之際，舍利弗向給孤獨長者宣說解脫痛苦之道，五蘊為空，不執著眼、耳、鼻、舌、身、意，超越此世，也不執著來世，念念是無，才是覺悟之道。
 
「可見佛陀對於居士的期待，仍是希望最終出離世間的苦，臻于智慧解脫。」佛陀在法華三部之《無量義經》中述及：「苦既拔已，復為說法。」先拔除物質上的缺乏與身體病苦，再復為說法；先去除現實的苦，再給予佛法。
 
佛教隨著時代、社會演化，在大乘佛初期，印度貴婦、上流社會都支持佛教、僧侶。韋伯以十三世紀，羅馬貴婦階層支持聖方濟各神父的情況為比擬。到大乘佛教興起，菩薩取代聲聞，菩薩逐漸普遍以在家身分出現，居士也協力參與佛典的結集。
 
由於上流社會普遍支持，原本安住於無物質生活的僧侶，逐漸對社會有權階級依賴越大、越深，大量供養使得出世的僧侶慢慢進入世俗社會。值此大乘佛教時期，包括緬甸、泰國、錫蘭島（斯里蘭卡），王權與僧侶的權力結合一起，如同佛法階級化，是佛教僧侶的權威化、階級化及政權化。
 
中國佛教與世俗世界
 
何日生繼續從歷史長河中，梳理佛教近兩千六百年來的變化及其影響。他分享，在大乘佛教後期，僧侶專注於非一般庶民能理解，對心性有更深認知的唯識學研究。中、下階層庶民，得不到佛法世俗層面的倫理體系，遂逐漸走向神秘術，密教、婆羅門的各種咒術、密法。
 
印順導師在《印度佛教思想史》中述及：「在『大乘佛法』流行中，秘密化的佛法，潛滋暗長，終於成為『秘密大乘佛法』，廣大流行，為印度後期佛教的主流。秘密化的佛教，不論說是高深的，墮落的，或者說『索隱行怪』，但無疑是晚期佛教的主流。」
 
當初佛陀以理性主義與道德實踐試圖推翻婆羅門的神秘主義與神化思想；到佛教末期，教徒對聖跡的崇拜、聖水使用、香燭、念珠、法衣、用於祈禱的咒文，齋戒、聖者入定、聖者的遺物、為死者淨罪與誦事等，顯示佛教與婆羅門的儀式與神秘主義已逐漸合流。
 
十三世紀穆斯林入侵印度，屠殺佛教僧侶，毀壞佛教寺院，焚燒圖書館……穆斯林所到之處盡是殺戮，是導致佛教滅亡的最後一擊。就如威爾杜蘭所說：「印度教以兄弟的擁抱而抹滅了佛教。」印度婆羅門教頒訂佛陀為一位神(Vishnu)的化身，正式把佛教沒入印度教之中，將佛教眾生平等、不殺生的思想納入其正統儀式中，佛教就此在印度正式走入歷史。
 
「歸根究柢，是佛教在印度一直沒有建立一個世俗人的生活倫理、社會化的知識體系，及居士的組織體系。」何日生提出，佛教缺少與世俗生活的連結，沒有建立現實世界的知識與價值體系，是佛教在印度式微的主因。
 
佛教轉化向人間
 
根據耶魯大學的懷特Arthur Wright研究指出，佛教能在中國大為興盛，是由於每一個階級都在佛教找到安身立命的基礎，帝王自許為轉輪聖王；貴族自認為是大菩薩轉世；一般老百姓期望來生淨土，也因此於晉朝出現了慧遠大師所創立的淨土宗。這是中國佛教化、佛教中國化，很重要的歷史進程。唐朝是佛教鼎盛時期，此時佛教與商業、與帝國充分結合。
 
同樣地，因為武帝三次滅佛，沒收寺廟財產，大量僧侶還俗，造成中國佛教巨大傷害，從此逐漸走入末流，與農業、中下階層一起。在如此環境下，百丈禪師創立農禪，依靠耕作自力更生，為佛教留下命脈。儒家化的佛教僧團也在百丈禪師之後，完全確立。
 
明清之際，寺廟佛教衰微，而在清末擔負起中國佛教的復興，居士扮演著關鍵角色。在1866年，楊文會居士創辦「金陵刻經處」，成為二十世紀佛教教育先驅者。1910年，楊文會也在金陵刻經處創立佛學研究會，當時歐陽漸、譚嗣同、桂伯華、李證剛、黎端甫、章太炎、梅光羲、謝無量及高鶴年等居士，都成為佛教復興的重要支柱，對近代中國佛教現代化奠定基礎。
 
二十世紀初年，日本侵略中國，中國各地烽火瀰漫，百姓慘遭列強蹂躪，太虛大師主張佛教徒也應思索存亡救圖之道，倡議「人生佛教」；印順導師力主《增壹阿含經》所言「諸佛皆出人間，終不在天上成佛也。」倡議人間佛教的理論，讓人間佛教完備。而師承印順導師的證嚴上人，創立慈濟宗，以慈悲利他行，希望能夠把佛法融入生活，菩薩能夠在人間成就。

 

慈濟宗成立及對佛教發展的影響
 
相較於太虛大師、弘一大師與印順導師，證嚴上人處於相對安定的時代。1966年，證嚴上人在臺灣偏遠的東部花蓮創立佛教克難慈濟功德會，希望以佛陀的四無量心，慈悲喜舍，救拔苦難，實現社會安樂與人心淨化。2006年證嚴上人向慈濟四大志業的主管宣誓慈濟立宗的旨趣；2016年，慈濟舉辦第四屆慈濟論壇，證嚴上人確立這場論壇是慈濟向世界宣布立宗。
 
當代佛教慈濟宗，建立「佛法生活化」與「菩薩人間化」的理想，對佛教極具歷史意義與貢獻。慈濟宗創建人證嚴上人所建立的居士組織共同體，慈濟志工體系，於佛教組織中，應屬於最嚴謹的俗人組織團體。而「慈濟十戒」就是慈濟努力建構居士生活的倫理體系的一環。
 
慈濟宗開展四大八法，慈善 、醫療、教育、人文、含環保等，無不深入世間的生活，把佛法引入社會的各專業領域，讓佛法生活化，這是慈濟宗對佛教歷史發展的影響之一；而建立一個菩薩人間化的體系，證嚴上人建立的居士組織共同體，其龐大、完整、嚴謹的志工體系，是慈濟重要的一項成就。「建立俗人的生活倫理體系」創立居士生活的倫理與儀軌，建立慈濟十戒，則是慈濟宗的第三個影響。
 
慈濟宗強調利他行，於慈悲利他行中覺悟生命的真諦，因而推動靜思勤行道，慈濟人間路，勤行自修、利益人間。證嚴上人與出家弟子自力更生不受供養，投入人群，濟度眾生，是佛法自度度人的身行典範。
 
以佛法的慈悲利他，在物質上救度眾生，並給予心靈上法益，讓受助者能成為助人之人。慈濟的願景是希望達到眾生「身、心、境」的具足，不只給予佛法，同時在現實世界中，建立普遍的「身、心、境」的圓滿。
 
佛教組織的差異和研究
 
與談人戴愛蓮透過視訊，以「1945年後臺灣歷史背景下由證嚴上人所領導的全球慈濟組織的興起和發展，與在20世紀初中國佛教復興背景下慈濟的演變」提出看法。
 
她表示，2009年後慈濟組織發展很快，而「如何發展靜思法脈和慈濟宗門」，是國際學者對慈濟最重要的研究。而針對何日生講述慈濟的百萬在家居士，戴愛蓮表示，這群並非都是佛教徒、或是非華裔人士成員及靜思精舍二百多位比丘尼，成爲慈濟志工最重要的一股力量，共同努力延續慈濟這個全球組織。
 
戴愛蓮以全球三大佛教組織：一行禪師的梅花村、國際創價學會與西方教團之友闡述來比較慈濟。越南比丘一行禪師在法國創辦禪修中心梅花村，教導學生和信眾用「正念」從最簡單的事物中尋找幸福，只要用心感受生活每一刻，都有機會成為菩薩。一行禪師爲比丘和比丘尼組成一個寺院，奠定了他們的修行基礎及法典，而他的教義被世俗描述爲一種新宗教運動。
 
另一居士團體，創價學會，始於十三世紀，以日本日蓮宗為主，根據法華經和菩薩的理想發展的一種佛教修行，每一天都要虔誠念誦《妙法蓮華經》，將複雜的佛法觀念化為清晰務實的指導，幫助在戰後廢墟中努力求生存的人，重新建立生活、找到生存的目標。於1940年，創價學會已成為擁有七十五萬成員的組織。
 
九十三歲高齡的池田大作是現在的領導人，他於1975年在日本成立「國際創價學會」，在其領導下創價學會已經建設成爲一個國際組織，以尊重人的生命尊嚴自我與環境的相互聯繫等，作爲佛教的核心原則。
 
而西方教團之友，後來更名爲Triratna，意爲三寶，佛、法、僧，是由英國僧人Sangharakshita於1967年在倫敦創建。其成員接受三皈依，持十戒，爲了自力更生，Triratna組織也鼓勵成員，根據正信、正命、正念等八正道方式開展社區商業。Triratna認爲任何人都可以成爲僧團之友，在世界各地中心參加佛教的冥想和課程，該組織並特別重視持續發展青年。
 
戴愛蓮指出，慈濟基金會擁有的全球青年組織，及幼兒園到大學和研究學校的教育體系，國際創價學會也有學制，而一行禪師的梅村是正面的生活禪和Triratna三寶會對青年的重視。
 
靜思法脈與慈濟世界
 
「何日生教授整體的概述就是關於佛陀的原始教育，及最終如何在世俗的社會階級跟正式權利中逐漸的稀釋到最後腐敗的一個過程。」與談人趙文詞也以著名學者的論述分享，並提出自己的看法。
 
他指出每一個時代最興盛的形式也會因爲不同的歷史背景、不同的社會形式及當代的因緣而產生個體的特色。佛教的神聖及出世、世俗住世之間的拉拔，都隱約存在各異的關係。趙文詞說，兩端是某種程度的融合而不是明顯的決裂。
 
「改革派僧人太虛大師也試圖改變佛教的修行方式，以便能夠適應當代的中國文化的挑戰。」趙文詞表示，戰爭中斷了太虛大師的計畫，但其弟子印順導師將他對人間佛教的願景帶到了臺灣，因而許多人間佛教團體形成，其中慈濟最爲突出。
 
趙文詞認為，佛教慈濟基金會並非佛教僧團正式一部分，而是一個慈善組織，大多數成員和董事都不是僧團成員。慈濟運作方式是依現代專業標準運作，並使用最先進的現代科技來推行，以注入源自於證嚴法師所帶領靜思精舍的佛教價值觀的方式推展。
 
「對慈濟成員而言，他們發願走這條路，直接爲有需要的人服務；他們的對象主要是受苦的衆生，但也包括了我們這一刻受污染的地球。」慈濟志工走入人群，與人群直接接觸、互動是慈濟的核心，在爲災民發放食物和衣物的時候，志工會面對面以微笑和鞠躬方式贈予。他表示，從災害管理專家角度來看，這似乎是沒有效率的。
 
哈佛商學院曾經對慈濟在海地救援工作的研究中表明，這種方法在施者和受者間搭一座橋，結下了善緣，比其他方法更有效；超越種族、宗教與政治的隔閡。

（文：李志成、蔡翠容 花蓮報導 2021/10/21）